向智尊者略傳（尊者舍利弗的一生 The Life of Sāriputta）

向智尊者於1901年7月21日，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Frankfurt）附近的哈瑙（Hanau）。他是猶太人伊沙克（Isaak）及蘇菲‧芬尼格（Sophie Feniger）夫婦的獨生子，俗名是辛格默德‧芬尼格（Siegmund Feniger）。向智尊者六歲時，隨父母遷居至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工業小鎮柯尼希許特（Königshütte (Harz)）。當地經濟以煤礦及鑄鐵為主。尊者之父在那兒經營一家鞋店。

幼時的尊者在柯尼希許特求學，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及法文。父母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主要致力於猶太教的倫理理念和人道價值觀。尊者從小就接受到宗教的薰習，幼時便對宗教表現出濃厚興趣。他主動報名參加希伯來語補習班，並在一位拉比（rabbi，猶太教牧師）的指導下研讀猶太教經典。

尊者於十六歲完成中學教育之後，前往鄰近城鎮的一家書店當學徒，學習各種書籍買賣的技巧。尊者從小就即喜愛閱讀，雖然家境不容許他接受大學教育；但他酷愛讀書，強烈的求知慾，促使他博覽西方古典文學及哲學經典作品。他對書籍的渴求，為他開啟了一片新的知識視野；因而使得他對過去，一直不加批判地接受這些猶太教信仰，產生了疑慮。

這些疑慮激發了青年的尊者通過書籍，進行強烈的宗教探索；在這個中等規模的工業城鎮，書籍是他接觸心智啟發的唯一途徑。

在閱讀中，尊者接觸到有關東方智慧的書籍，其中包括佛教書籍及翻譯的佛經。他立即被佛教所吸引；而且鑽研得愈深，就愈為佛法所吸引。他發覺佛教向他呈現了一種平衡的教學；不僅能滿足他的智力批判需求，同時也能滿足他的心靈上對宗教之渴望。佛教明晰真確的教義，解開他對痛苦來源的疑惑；並以崇高的解脫目標和實現解脫的途徑激勵了他。儘管他必須獨自一人學習佛法，沒有老師，甚至朋友，能夠分享他的興趣；但他對佛陀教義真理的堅信，使他在二十歲時，就自認為是虔誠的佛教徒。

1922年他隨父母遷居柏林，在當地遇見了其他的佛教徒，並加入一個佛教團體；因而得以接觸更多的佛教著作；同時也是在這裡，他結識了一位日後影響他極為深遠的人，這位就是德籍比丘三界智（Nyanatiloka）尊者。三界智尊者於1903年在緬甸受戒出家，1911年於斯里蘭卡西南的一處潟湖上建立了「隱居島」（Island Hermitage）禪修中心，以供西方僧侶修行。三界智尊者是位著作甚多的巴利佛典翻譯者；向智尊者在柏林接觸到三界智尊者的作品及譯著，這些對佛陀教法真實且清楚的翻譯，讓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智尊者全家於1924年遷往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Königsberg，現今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 Kaliningrad）。他在一次公開的佛法講座中，遇見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這位佛教徒將他介紹給了更多的佛教徒。尊者與友人在城內成立了一個佛學研究會，定期讀經及研討佛法，他還在父親的店內設立一個佛書借閱圖書館。透過圖書館的因緣，尊者認識了當時任教於哥尼斯堡大學，德國著名的印度學者赫爾穆特-馮-格拉森納普（Helmuth von Glasenapp）。

柏林佛學社的一位前學員康拉德-內爾（Conrad Nell）曾前往斯里蘭卡的隱居島，並在三界智尊者（Ven. Nyanatiloka）的座下出家。後來他轉赴緬甸，並在那裡捨報。這位名叫持智（Nyanadhara）的比丘，從斯里蘭卡和緬甸寫信給他在德國的朋友們，描述他在東方的出家生活。這些信，讓尊者心中一個已經隱約成形的想法變得更加清晰：也就是出家成為比丘。他現在知道，原來還有其他西方的比丘住在東方，而那兒有一位資深的西方長老可以指導他，並且有適合出家修學的環境。

然而，這個理想有一陣子無法實現。1932年，尊者的父親因宿疾病逝，他不忍心留下新寡的母親獨自一個人孤苦伶仃。1932年，母子倆搬回柏林，尊者又重新加入他第一次住柏林時結識的佛教朋友的行列。然而，地平線上卻已是烏雲滿佈了。1933年，希特勒當權，德國展開了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計劃。起初，尊者與許多人一樣盡力堅持期盼，認為迫害不會持續太久。當他因反猶太歧視政策蔓延，而失去了在圖書協會的工作時；他加入了「德國猶太人自助自救中央委員會」（Zentralausschuss der deutschen Juden fiir Hilfe und Aufbau,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German Jews for Help and Self-protection），這是一個保護德國猶太人切身利益的團體。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清楚地意識到，納粹掀起的仇恨、無知和暴力浪潮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他發現到他和他的母親都無法安全地留在德國。因此，1935 年 12 月，他與母親一同離開德國，前往維也納，投靠住在那兒的親戚。

在這之前，尊者曾向母親提及他想出家的願望；母親憐憫兒子殷切的出家意願而告訴他：在他們的處境穩定後，她會允許他出家的。向智尊者也曾寫信給三界智尊者(Ven. Nyanatiloka)，希望情況允許他到斯里蘭卡時，能讓他出家；而這位長老也回信表示同意。如今，母子已脫離納粹迫害的直接危險區，向智尊者覺得是實現他願望的時候了；於是他安排母親留在維也納，一個允諾照顧她的親戚家，然後，尊者就踏上了前往東方的旅程。

向智尊者從維也納前往馬賽（Marseilles），於1936 年 1 月 16 日登上了一艘開往遙遠亞洲的船，預定在可倫坡的港口靠岸。輪船於1936 年 2 月 4 日扺達目的地，那時一艘小艇前來相會；船上載著一位膚色較淺，身穿藏紅花袍子的莊嚴人物。他就是三界智尊者（Nyanatiloka Maháthera），專程來可倫坡歡迎他未來的學生。當天午餐後，一行人乘車前往隱居島附近的沿海小鎮多丹杜瓦（Dodanduwa），一場偉大的冒險就此展開。

向智尊者以優婆塞的身分在隱居島住了幾個月，為出家做準備。1936 年 6 月 4 日（即布薩日Poson Poya day），尊者與另外三位發心出家者，一起在當地受戒成為沙彌。師父為他取名為向智（Nyanaponika），意思是“傾向於知識”。在取巴利語的法名時，有時候三界智尊者會將部分的俗名巴利化，例如他認為「波尼卡」（ponika）的發音與芬尼格（Feniger）近似（f 相當於巴利語的 p，巴利語沒有 f 這個音）。次年，1937 年 6 月 29 日，尊者在隱居島對岸大約三到四公里外 Ovakanda 的一所寺院(屬於暹羅部, Siam Nikaya)，受具足戒而成為比丘。

在隱居島，向智比丘定期地從他的老師處，學習佛學課程和巴利語；此外，他還自學了他以前沒有學過的英語。三界智尊者的教學方法是將佛法和巴利語結合起來；他主張所有的弟子必須學習巴利語，直到對它有基礎的認識為止。他的正規教育大約進行六到九個月；之後，就讓學生自己學習、研究佛法和禪坐，而他本人則隨時準備回答他們的問題，並提供建議及指導。

1938年，由於感受到沿海地區的炎熱，向智尊者搬到了氣候溫和的北部城鎮甘波拉城（Gampola）；獨自住在稻田中，由磚窯改建的屋子內，並於鄰近村落托缽為生。在那裡，他開始選擇《相應部》的部分經典，將巴利文譯為德文。在搬到甘波拉不久，尊者有一次去可倫坡的旅途中，結識了兩位受過英語教育的斯里蘭卡比丘——蘇摩（Soma）及克明達（Kheminda），他們兩人於1936年在緬甸出家。這三位朋友決定住在一起，並在甘波拉維拉（Gampolawela）村（位於甘波拉地區）外之馬哈維里河畔（Mahaveli River）建立了一處茅篷。不久，在居士們的協助下，他們建造了自己的「大河精舍」（Mahanadi Ashram），包括了三間茅篷及一座可以鳥瞰河邊的六角餐亭。

在那裡，三位比丘快樂地過著簡樸的修行生活；他們睡在草蓆上，使用著低矮的桌子，並以乞來的食物裹腹。從 1938 年底到 1939 年中，他們駐留在甘波拉，向智尊者認為這是他出家生涯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每天傍晚，這三位好友都會共賞河中映現的夕陽美景；而在滿月之夜，當明澈的月光灑在水面及河床的沙灘上時，他們靜靜地禪修。而尊者也繼續他的學術工作，將《念處經》及其註解譯為德文；蘇摩尊者則將相同的經典譯成英文（他早期的手稿《念住之道》，The Way of Mindfulness，於 1941 年初版印行）。

1938 年底，納粹入侵奧地利，尊者之母只好隨同親友離開該國，向智尊者於是安排他們前來斯里蘭卡避難。一行人於 1939 年 3 月抵達可倫坡。初到之際，芬尼格夫人與一位一直護持她兒子的斯里蘭卡律師住在甘波拉。在這段期間，尊者有時會將他托缽得來的食物分給母親，就如同佛陀允許的：比丘在必要時可以將乞得的食物分給父母。

甘波拉的田園生活與世間的一切歡樂一般，都是無常的，並沒有持續很久。1939年夏季，當地爆發了瘧疾。蘇摩比丘遭到嚴重的感染，必須住院救治；而克明達比丘隨後也感染了瘧疾。向智尊者設法要逃避這次的災難，但疫情所帶來的危險，使得甘波拉已不宜居住。

當蘇摩比丘病癒之後，三人遷往班達拉維拉（Bandarawela）。起初，他們住在一間空屋中，直到克明達比丘痊癒之後，才搬到一處廢置的製茶工廠。與此同時，尊者的母親也遷往坎地（Kandy），再從坎地搬到可倫坡，與斯里蘭卡一對傑出夫婦厄尼斯特先生（Ernest）及狄席瓦夫人（De Silva）共住，他們是隱居島的贊助人。狄席瓦夫婦為尊者的母親提供了擔保，從而使她獲得了斯里蘭卡的居留簽證。在這段期間，尊者每隔四到六週探望母親一次。在尊者為她解說佛法，並受到這對斯里蘭卡夫婦的感動之後，尊者的母親皈依了三寶並受持五戒，布薩日則持守八關齋戒。

當英國與德國開戰之後，斯里蘭卡（即當時英國殖民地的錫蘭）境內所有的德國籍男子，都被送往班達拉維拉附近，猶瓦省（Uva）的狄雅塔拉瓦（Diyatalawa）拘留所。向智尊者與他的師父三界智尊者從1939年9月起，到1940年將近一整年的時間，也被關押在該拘留營。1940 年春季，因為向智尊者具有猶太血統而被暫時釋放了三週。在這短短的假釋期間，他帶蘇摩及克明達比丘前往隱居島，以便在戰爭時能照顧那裡的住所，並且陪伴界智法師（Nyanaloka），他是三界智尊者早期收的斯里蘭卡籍弟子。1940 年 6 月，法國淪陷之後，由於英國王室認為猶太難民可能對安全構成威脅，而改變了對他們的寬容政策。

於是德藉的猶太人，包括向智尊者，在獲得三週的自由後再度被捕，又被帶回狄雅塔拉瓦的拘留所中。

日本占領新加坡後，斯里蘭卡被視為戰區，因此所有的平民拘留者都必須被遷往安全區。這些德國比丘也同樣地於 1940 年底，被送往北印度喜瑪拉雅山麓的狄拉敦（Dehra Dun）大型平民拘留所。向智尊者在此拘留所待了五年（1941-1946），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尊者所歷經最艱苦、最考驗人的日子。然而，這段拘留的日子並未妨礙這位不屈不撓的比丘之研修工作。在狄雅塔拉瓦期間，他將《經集》（Sutta Nipata）譯為德文，稍後並為此經添加了詳細的註解；而在被送往印度時，他隨身攜帶了許多書，並且繼續他的研究與翻譯。當外面的世界烽火連天時，尊者安然地但也不總是舒適地，隱匿在狄拉敦的拘留所中，悄悄地將「論藏」首部的《法集論》（Dhammasaṅgaṇi）及其註釋《法集論注》（Dhammasaṅgaṇī-aṭṭhakathā，又名《殊勝義》Atthasālinī）都譯成了德文。在翻譯的同時，尊者還寫下了他對阿毘達磨哲學的思考及詮釋，這些筆記便成為他戰後以英文寫成的《阿毘達磨研究》（Abhidhamma Studies）一書的核心內容。

此外他也用德文編撰了四念處禪觀經典的文集，其中部分修改及增註的內容，稍後都收入《佛教禪觀心要》（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一書中。

在狄拉敦期間，向智尊者發現他與另一位德國人分在同一營房中，這名比他年長幾歲的德國人同樣也沈浸在東方的佛教傳統之中，他是安納加利卡‧戈文達喇嘛（Lama Anagarika Govinda）。戈文達最初住在斯里蘭卡，是一位上座部的在家行者；隨後遷居印度，並在該處開始學習和修行藏傳佛教。他們兩位很快成為了摯友；他們的友誼，隨著一同在狄拉敦的山谷中漫步（拘留所當局允許他們從事類似活動），以及對佛法的深入討論而愈來愈深；他們的討論常常是以「雖不同意見，但尊重對方」而結束。向智尊者從戈文達喇嘛那兒學習了梵文，兩位學者一同從重建的梵文中，翻譯中觀派哲人聖提婆（Āryadeva聖天）所著《四百論》（Catusataka）的部分論述。他倆誠摯的友誼維持了許多年，他們不但定期通信，並於 1972 年在歐洲會面，一直到 1985 年年初，戈文達喇嘛去世為止。

1946 年 9 月，亦即大戰結束後一年，向智尊者與師父三界智尊者以及其他的難民，從拘留所中被釋放出來。向智尊者返回斯里蘭卡，與母親在可倫坡短暫團聚後，回到了隱居島。他與三界智尊者發現，在他們離開隱居島的這段期間，明智、蘇摩及克明達法師將住所維護得相當好。尊者重新安頓在隱居島後，繼續研究阿毘達磨，並將他研究的結果寫成《阿毘達磨研究》(Abhidhamma Studies) 一書。1951 年初，三界智尊者與向智尊者兩人都成為斯里蘭卡公民，他們對這個收容他們的國家，一直懷有一分珍貴的情感與感激。

1952 年 1 月，三界智尊者與向智尊者前往緬甸，參加「佛經大結集」會議的籌備諮詢工作，準備 1954 年在仰光召開上座部佛教史上的第六次會議。兩位德國僧侶受邀協助，制定在西方推廣佛教，和將巴利經典翻譯成英文的計劃。在仰光時，向智尊者曾與虔誠的佛教徒 — 總理吳努（U Nu）討論相關事宜。向智尊者住在，由著名禪觀大師馬哈希西亞多（Mahasi Sayadaw）所設置的內觀中心——淘哈納‧耶克塔（Thauhana Yeiktha）。會議結束後，三界智尊者返回斯里蘭卡；向智尊者則停留了一段時間，接受馬哈希西亞多的禪修指導。這段禪修經驗令尊者印象十分深刻，促使他寫了一本有關這種內觀禪修系統的書，以俾益在佛教禪法中找尋明晰指導的人們。

在前往緬甸之前，向智尊者已於 1948 年，以德文寫了一本有關禪修的書——《四念處》（Satipatthana, Christiani Verlag, 1950），書中有關禪修的方法，是他從蘇摩及克明達比丘那兒得到的資料，他們兩人曾在 1937 年時於緬甸接受過禪修練習指導。這本書收錄了《念處經》的巴利原文及德文的譯本，並且附上本經的註釋及詳細的介紹。向智尊者在緬甸禪修之後，將這本書用英文重寫，並加入他在淘哈納‧耶克塔接受馬哈希禪師指導的禪修經驗；這便是 1954 年在斯里蘭卡首次發行的《佛教禪觀心要》（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1962 年在英國則出版了增訂本。這本書被翻譯成七種語言，經過了三十三年仍然不斷地印行，它奠定了現代佛典的地位；被一致地認為是，對四念處禪修法，用英文論述的最佳著作。

1951 年，三界智尊者由隱居島遷往坎地上方的叢林小丘，烏達瓦塔凱勒（Udawattakele）保護林中的一處茅篷。當地溫和的氣候，比較適合他高齡的身體狀況，這個院落稱之為「隱居林」（Forest Hermitage），是地主 F. R. 先那那雅格（F. R. Senanayake）夫人贈與僧團的。向智尊者於 1952 年自緬甸歸來，與師父同住於新居；當地居民隨即稱此處為「德國寺」。

1954 年，這兩位長老再度前往緬甸，參加第六次結集大會的開幕儀式。三界智尊者在開幕當天因為喉頭發炎，所以由向智尊者代表向大會宣讀師父的文稿。在緬甸短暫停留之後，他們返回斯里蘭卡。在大會期間，向智尊者陸續前往緬甸數次，並參加 1956 年的閉幕會議；這次因師父的健康情況不佳而由尊者獨自前往。除了早期在印度舉行的佛教大會中，曾經有希臘的僧侶出席以外；這兩位尊者享有上座部佛教大會有史以來，唯一參加此會議的西方僧侶之殊榮。

1956 年，尊者一直住在可倫坡的母親往生，享年八十九歲； 1957 年，三界智尊者也相繼捨報，享年七十九歲。

為了表達對老師的感激之情，向智尊者應師父的要求，編輯了老師的整套德文版的《增支部》，共計五冊（Die Lehrreden des Buddha aus der Angereihten Sammlung, 1969, Verlag DuMont, Koln）。這套書完全由他自己重新打字排版，並編寫了 40 頁的索引。

1958 年元旦，向智尊者與兩名來自坎地的佛教在家眾朋友，共同創立了佛教出版社（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簡稱BPS）；這是他出家生涯最大的轉捩點。向智尊者出任出版社的編輯及榮譽秘書（隨後出任第一屆社長）；其中的一位朋友理查‧阿貝雅塞凱拉（Richard Abeyasekera）出任助理秘書；另一位朋友 A. S. 卡倫納拉特納（A. S. Karunaratna）出任榮譽財務主任。最初，這些創辦人只打算出版少量的各種英文的佛學小冊子，並以海外發行為主；在發行了大約 25 冊書籍之後，他們有意結束這一在出版界的冒險。然而，他們先前發行的刊物獲得了熱烈的回響，這鼓勵他們繼續努力下去；因此佛教出版社便持續地成長，並擴增至現今這個多產的組織。

自出版社創立以來，尊者不遺餘力地為出版社付出。阿貝雅塞凱拉以無比的奉獻精神和無畏的精力參與會務行政的眾多瑣事，尊者則負責督導編輯及著作的工作。身為總編輯的他還親自審稿，力求這些文章忠實地傳達上座部佛教的精神。出版社草創之際，他不僅負責編輯的事宜，而且事必躬親一些瑣碎的事務，無論是謄打地址標籤、貼郵票、一週徒步前往印刷廠二或三次，並處理郵寄名單等等。雖然隨著不久出版社人員的擴充，很快地為他分擔了一些雜務；但多年來，他還是親自督導書籍出版的各項細節；從邀稿乃至封面設計的審查，一直要到成品送到他的手中為止。

尊者親自為出版社的《法輪》叢書（Wheel Publication）撰寫了不少文章，並從其他作者的作品中得到鼓舞、建議、忠告及建設性的批評。他投注大量的精力，使一些已故的法友的作品得以重見天日；這些付出是成品出爐時幾乎看不見的。他多次編輯、校正及增訂三界智尊者所著的《佛學字典》（Buddhist Dictionary）與《阿毘達磨藏導讀》（Guide Through the Abhidhamma Piṭaka），以及他的一些重要德文著作。向智尊者也蒐集、編輯及整理友人法蘭西斯‧史托利（Francis Story）的零星作品，由佛教出版社出版了這位作者的三本文集。

他並編纂馬哈希西亞多的《內觀禪修方法》(Vipassanā Meditation)第五章，出版為《實用內觀禪修：基礎與進階》（Practical Insight Meditation, Basic and Progressive Stages）；亦翻譯了這位內觀禪修大師，以巴利文所寫的論文集《清淨智論》（Visuddhi Ñāṇakathā，異譯：《內觀階智－高級內觀講義》），書名為《內觀進展》（The Progress of Insight）。他還編纂並準備出版髻智比丘（Ñāṇamoli）所著的《巴利經典中佛陀的一生》（The Life of the Buddha according to the Pāli Canon）及《思想家筆記》（A Thinker's Notebook）。事實上，向智尊者從 1958 年到他退休為止，透過佛教出版社致力向世界傳播佛陀的教法；他個人的生平已與他一手創立的出版社歷史融為一體。

自 1968 年起，向智尊者每年前往瑞士旅行一至兩個月。他最初是應一位在「納粹德國猶太人自衛運動」（Jewish self-defense movement in Nazi Germany）中的老友馬克斯‧克路茲伯格（Max Kreutzberger）博士之邀前往瑞士。向智尊者前往歐洲旅行之際，造訪了許多佛教團體，尤其是瑞士的佛教團體。因此，尊者被許多人視為歐洲上座部佛教的「精神顧問」。

在 1981 年，因尊者雙腳日漸虛弱；已不利於這種一年一度的旅行而結束。由於年事已高，體力漸衰，加上長期以來罹患青光眼，使得尊者的閱讀能力大受限制。 1984 年他卸下佛教出版社總編輯的頭銜，將職務交給筆者。他繼續擔任社長一直到 1988 年；在卸下社長一職的同時，他成為佛教出版社的傑出贊助人。由於他的貢獻，他在晚年時得到了國際間和他歸化國的表彰，而這榮耀乃實至名歸。 1967 年，尊者榮膺世界藝術暨科學學院榮譽會員（the World Academy of Art and Science）。 1978 年，德國東方學會（the German Oriental Society）頒贈他榮譽會員證，以表彰他將客觀的學術研究，與身為比丘的宗教實踐合而為一。 1987 年，斯里蘭卡佛學暨巴利語大學（the Buddhist and Pāli University）在首度的大會中，授予他前所未有的第一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1990 年，他獲頒佩萊丹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radeniya）文學博士學位。 1993 年阿摩羅普羅派（Amarapura Nikaya），也就是尊者五十六年前出家的地點，授予他「莊嚴聖教的阿摩羅普羅大法師」的榮譽頭銜（Amarapura Maha Mahopadhyaya Sasana Sobhana）。

雖然，尊者在生命中的最後四年，身體虛弱且視力持續惡化，但 1994 年 7 月 21 日，他仍以健康的狀態歡度 93 歲生日。這是他最後一次與友人，及佛教出版社的同事愉快地共度生日；當日適逢出版社出版他所著的《法見》（The Vision of Dhamma），這部書收集了他為佛教出版社《法輪》及《菩提葉》叢書（Bodhi Leaves）所撰寫的一系列文章。然而，同年的 8 月下旬，無情的老化過程突然加速，一連串併發症接踵而至，預示尊者的來日不多。 9 月底，尊者被送往一間私人診所接受治療；但一週後，在他要求下返回隱居林。三個星期之後，在一黎明前，於寂靜的森林中，尊者停止了呼吸。

10 月 23 日，向智尊者的遺體在坎地的馬海雅瓦墓園（Mahaiyawa Cemetery）火化，出席葬禮者包括宗教界人士、非宗教界要人、友人以及他的仰慕者。次年的 1 月 29 日，經過了傳統的「三月齋供」之後，尊者的骨灰安奉在多唐堵窪（Dodanduwa）的隱居島──尊者長年修行之處；與他所崇敬的師父三界智尊者、僧友髻智尊者及蘇摩尊者同眠。

整個佛教界，尤其是閱讀英文和德文的上座部佛教信徒，將永遠感念，這位一生無私地將佛陀的智慧，散播給全人類的向智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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