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君自遠方來（靜心之流）

若棄於小樂，得見於大樂。
智者棄小樂，當見於大樂。
《法句經》第 290 偈 Dhp290

隆波與他的西方僧團 [8-1]

一、引言
二、首位弟子
三、透過西方的眼睛
四、正中要害
五、了知世間的人
六、東方與西方的相遇

一、引言

乏郎（泰：FARANG，外國佬）

從十四世紀中葉開始，大城（阿育陀耶）就成為了泰國的首都，直到 1767 年它被緬甸洗劫一空。大城坐落在位於湄南河中的一座島嶼上，這個地理位置使它成為了一個理想的轉口港。在那個時期，陸路運輸要比海路安全，因此，東方的商人們都盡量避免通過馬六甲海峽運送貨物。在大約二百年的時間內，大城成長為亞洲最大的國際化都市之一。它的人口大約有一百萬，超過了當時的倫敦。城中坐落著五百所廟宇，大多擁有覆蓋著金葉的佛塔，它們為這座城市增添了神秘的、天堂般的光環，令來自異國他鄉的訪客們感到目眩神迷。十七世紀中葉，來自法國、荷蘭、葡萄牙和英格蘭的商賈團體開始在城牆外建屋而居，大城的居民們也逐漸對這些西方人或“乏郎（外國佬）” 感到習以為常。大城的國王們經常招募外國僱傭兵加入禁衛隊。對泰國人來說，這些奇怪的白人似乎與食人魔族很相像：多毛、氣味難聞、粗鄙且好爭吵、嗜肉與烈酒；但同時，他們也擁有令人欽佩的技術和能力，特別是在作戰方面。

食人魔有自己的宗教，還有伴隨他們而來的牧師和僧侶。但是，泰國人對自己的傳統心滿意足，因此新宗教沒有對他們產生吸引力。做為佛教徒，泰國人習慣於將靈性追求等同於對感官欲樂的棄絕。他們覺得西方神職人員世俗而虛偽，並且在對抗競爭中顏面盡損。大城的泰國人以禮貌和微笑，溫和地拒絕了在他們看來純屬異類的信仰。然而，在那萊王統治時期（1656—1688），傳奇般的暹羅隱忍能力被拉伸到了極限。當時，一位頗有個人魅力的希臘冒險家康斯坦丁 · 法爾孔晉升為國王最親近的顧問，他被國王聘請為宰相以及貿易和外務大臣，擁有僅次於國王的權力和影響力。據稱，法爾孔在皈依天主教後參與了法國人的密謀，欲將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泰國王子扶上王位，從而為上帝和路易十四贏得整個泰國。但是，當那萊王於 1688 年去世時，泰國保守勢力占據了上風，法國人的希望破滅了，法爾孔也被處死。在接下來的 150 年裡，暹羅人一直以恐懼、憎惡和懷疑的眼光看待西方人。

然而，隨著十九世紀法國和英國的勢力與聲望在本地區的擴張，西方人的形象也隨之改變。他們開始代表權威和現代化——某種需要去適應和迎合的世界新秩序。隨著本地區其他國家紛紛落入歐洲人之手，暹羅的獨立變得越發脆弱。蒙固國王（拉瑪四世 1851—1868）相信，對於一個小國來說，唯一能夠在殖民時代生存的方法是變得與對方相像，以贏得西方勢力的尊重。為此，他推翻了先前君主們的政策，開始與西方學者和傳教士建立友誼，並引進了西式的著裝和制服。他還用科學手段預測了日月食，削弱了迄今為止星象師們不可動搖的聲望。他也尋求沿著更理性和“科學”的路線改革當時通行的佛教，以保護它不受傳教士們的輕蔑。

蒙固國王去世後，他的兒子朱拉隆功國王（1868—1910）繼承了父親的各項政策，並尋求建立一個現代的、高度依賴西方專業知識的中央集權政府和國家。泰國皇室及貴族家庭的成員被送往西方留學，特別是英格蘭。這個政策非常成功：暹羅保住了獨立。然而在十九世紀末期，法國通過吞併泰國的東部領土羞辱了泰國人。對許多人來說，這印證了西方人在所有世間事務上，都具有無可置疑的優越性。

等到隆波長大成人時，富有的泰國精英階層已經十分迷戀西方文化遞來的物質名片。昂貴的進口服飾、摩托車、小工具和食品都成為競相追逐的地位象徵。1932 年，擁有無上權威的君主制被推翻，西式的民主政體取而代之，但它很快被一個更強有力的舶來品替代：軍人獨裁。法西斯主義成為新的時尚——對於治理國家的軍人們來說，它要比政治辯論所帶來的混亂有更大的吸引力。此時，國名被更改為“泰國”。沙文主義偽裝成愛國主義而受到推崇，文化強制措施伴隨著政治變革接踵而至。陸軍元帥披汶·頌堪頒布法律，強制要求男人佩戴禮帽，並在早上離家工作前親吻妻子的臉頰。佛教的終極目標和理想被邊緣化，但與此同時，佛教的外在形式和儀軌卻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持。這是此階段泰國佛教發展的一個特點，並成為日後的一個持續性特徵。

在烏汶府的小村莊裡，西方的形象來自於好萊塢的電影。電影巡回放映公司在鄉村寺院前架設銀幕和擴音器，並在銀幕前現場配音，讓克拉克·蓋博和葛麗泰·嘉寶以寮國鄉音魅惑觀眾。因此，當烏汶人首次瞥見有血有肉的乏郎真人時，儘管他們很興奮，但更感到震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剛剛受戒的隆波正在本鄉的寺院中學習時，一群憔悴且衣衫襤褸的西方戰俘被關押在鎮上。他們是當地日本駐軍的俘虜，充當了抵擋盟軍空襲的人質。當地人會偷偷地送香蕉給他們。

隨後的 1960 年代，越南戰爭爆發。烏汶距河內比距曼谷更近，因而獲得了戰略上的重要位置。到了六十年代末，已經有兩萬名年輕的美國兵駐紮在鎮子北邊日益擴張的空軍基地裡。身著軍裝的高大男子——黑皮膚、棕皮膚和白皮膚——與身著迷你裙的妓女手拉手在街上闊步前行。他們在以俗氣的諸如“花花公子”來命名的夜總會裡痛飲狂歡，使用“印度大麻”來逃避生活的壓力。他們頭頂上，有規律地傳來震耳欲聾的聲音，幻影戰鬥機和A130飛艇不斷起飛，前往寮國、柬埔寨和越南執行任務。

不過在當時，美國空軍士兵並非是唯一待在泰國的西方年輕人群體。就在同一時期，巴蓬寺以東的田地裡，勞作的村民們開始習慣於目睹一個新的奇景。他們經常會看到高大膚白、頭髮髒亂的年輕男子，身著 T 恤衫和褪色的藍色牛仔褲，沿著牛車的轍痕邁著跳躍的大步頑強地前行。他們背著碩大骯髒的背包，像個巨大的惡性腫瘤懸掛在他們身後。這些年輕男子前來尋找隆波查，他們是最初的涓涓細流，日後將引領川流不息的西方人來到這裡。他們將成為一個西方僧團的資深成員，四十多年後，這個僧團擁有了大約二百名男女出家眾。

超越語言

“隆波，您的西方弟子們只有很少幾位可以講泰語，而您不會說他們的語言，您如何教導他們呢？”隨著西方弟子數量的持續增長，從 1970 年代早期開始，這成了隆波最常遇到的提問之一。隆波會解釋說，他並非把佛法當作哲學來教導，而是做為獲得解脫的方法。直接指出受苦的體驗、苦因以及導致苦滅的方法，比找到合適的詞語來描述過程要重要得多。有時候為了說明這一點，他會拿起桌上的暖水瓶往杯子裡倒水。

　　　　　　在泰語裡，我們叫它（熱水）“nam ron”，在寮國語裡是“nam hon”，在英語裡管它叫“hot water”。但這些都是名稱而已。把你的手指伸進熱水裡，沒有語言能夠真正傳遞那種親身體驗。即使這樣，每個國家的人都知道那種感覺。

在另外一個場合，一位訪客見到所有的西方僧人後，就問隆波是否會講英語、法語、德語或日語。隆波一一予以否認。提問者看上去非常困惑：那麼這些西方僧人如何能學到任何東西呢？隆波以他典型的方式，用一個提問來回答：

　　　　　　你在家裡養動物嗎？你有貓或狗嗎？有公牛或水牛嗎？有的？那麼，你會說貓話嗎？你會說狗話嗎？你會說水牛話嗎？不會？那麼它們怎麼知道你想讓它們幹什麼呢？

他總結道：

　　　　　　這並不困難。訓練西方人就像訓練水牛。只要你不斷拽緊繩索，很快他們就明白了。

對泰國人來說，水牛是遲鈍和呆板的象徵。把一個人比作水牛，通常被看作是一種冒犯；如果有人當面稱某人為“khwai （泰：水牛）”，這要麼是表示蔑視，要麼是憋著打架。在泰國，人們往往對西方人的智商尤其地尊敬。隆波把他們比作水牛，總是讓聽眾們感到既震驚又滑稽。

西方僧人的身影，給泰國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在那個時期，西方的技術、物質上的先進和專業，獲得了當權者的大力吹捧。而人們在隆波這裡，見到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西方年輕人，自願放棄了生活中那些為人們所熱捧的好東西。這些年輕人選擇來過一種清苦的生活，在森林裡出家為僧——他們語言不通，吃粗糙的食物，以泰國僧人已經遵循了幾百年的修行方式來追求平靜和智慧。這景象令人困惑，也充滿吸引力。但最重要的是，它非常鼓舞人心。許多訪客在離開巴蓬寺時不禁會想，也許佛法裡有比他們知道的還要多的東西。如果西方人對佛法如此充滿信心，它怎麼可能過時呢？

隆波堅持說，他的基本技巧沒有什麼特別神秘的地方：他引領西方弟子們，給他們示範要做什麼，他自己就是榜樣。沒有必要向弟子們傳授大量的信息。

　　　　　　儘管有許多西方弟子和我住在一起，但我不會給他們太多的正式指導。我帶領他們修行。好的行為會產生好的結果，壞的行為會產生壞的結果。我給他們機會看到這些。當他們真誠地修行時，他們會得到好的結果，所以他們會信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們到這裡，不是只來讀書的。他們真的是要修行。他們拋棄內心中那些不好的部分，善性就會在原地出現。

西方人接觸佛法教導和寺院生活時，不帶有泰國人所固有的文化制約。從一方面來說，他們擁有“初學者的心”。隆波覺得他們開放好問的態度非常新鮮刺激。做為學生，他們大多數都不會自滿，而隆波認為，自滿是泰國弟子們很大的一個障礙。另一方面，西方人凡事都需要得到解釋，這讓他們易於患上疑心病。有些時候，提問只會引向更多的問題，從而削弱修行的強度。西方人經常會羨慕心思專一的泰國同修，他們似乎生來就被賜予了對老師和傳統無可置疑的信任。

隆波說：

　　　　　　一旦你讓他們停止懷疑，這些西方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們是怎麼做到的。但是在一開始，老師真的是很累。他們無論在哪裡，無論和誰在一起，他們一直在問問題。如果他們不知道答案，憑什麼不能問呢？他們必須不停地問下去，直到再也問不出問題，直到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不然的話，他們會一直問下去——他們真的很燙手！

二、首位弟子

阿姜蘇美多

1967 年，巴蓬寺的僧人頌邁尊者從依善北部行頭陀回來時，帶來一位比他整整高出一肩的僧人。即使是巴蓬寺最嚴護諸根的僧人，也忍不住要對來客偷偷瞟上一眼。新來的僧人身高六英尺二吋 [8-2] ，有著白皙的皮膚、瘦削的鼻子和明亮的藍眼睛。他的名字是蘇美多（Sumedho）。

這兩位僧人是在廊開府的一家禪修寺院裡相遇的。當發現彼此都是韓戰老兵並且頌邁尊者可以講英語後，他們交流了彼此的故事。啊姜蘇美多告訴頌邁尊者，戰後他回到大學，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拿到了南亞研究的碩士學位。畢業後，他加入了和平工作隊，先在婆裡洲教英文，然後輪班到了曼谷的坦麻薩特大學。他說自己對佛法的興趣，初始於大約 10 年前在軍中服役時讀過的日本俳句詩。在大學附近的瑪哈泰寺接受過禪修指導後，這個興趣終於成熟了，他決定出家為僧。

然而，在他搬來依善，住在一個小茅屋裡獨自禪修了幾個月後，阿姜蘇美多開始對自己的出家生活失去信心，他感到自己需要一種更全面的修行。頌邁尊者對巴蓬寺的描述很適時，也啟發和鼓舞了他。阿姜蘇美多在受具足戒後，即向自己的戒師請求許可離寺遠行。不久，兩位僧人就一起出發，向南步行 450 公里前往烏汶。

這將成為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阿姜蘇美多將要在隆波的指導下，在烏汶度過接下來的十年。他將成為一個西方僧團的核心人物，並在 1975 年建立一個分支寺院，巴那納恰寺（Wat Pah Nanachat，即國際森林寺院）。然後他將於 1977 年前往英格蘭，並在英格蘭南部的戚瑟斯特（Chithurst）建立首家海外分支寺院。

有人曾經問過隆波，他是否與西方人有什麼特殊的連結，因此才有這麼多西方人成為他的弟子。隆波報以微笑，並說當自己還是小男孩的時候，他和朋友們一起看過一個西部牛仔電影。從那時起，電影中的影像一直停留在他腦海中，也許它們發揮了某種吸引力。

　　　　　　電影中有位抽雪茄的高大漢子。他好高啊！真讓我驚奇。什麼樣的人能有這麼龐大的身軀？那個形象直到現在都印在我的腦海裡，然後就來了許多西方人。如果你說的是因緣，那大概就是這個。
　　　　　　蘇美多來的時候，他看上去就像電影中的那個牛仔。好長的鼻子！我一看到他，心想，“這個比丘是個西方人”。然後我告訴他，我以前在電影中見過他。所以，是的，是有背後的因緣。這就是為什麼我有這麼多西方的親戚朋友。就算我不會說英語，他們也要來。我努力訓練他們了解佛法，就像我自己親見的那樣。他們不懂泰國的習俗，這沒什麼關係。我也不在意這些，事情就是這個樣子。我只是不斷盡力幫助他們——這才是重點。

當蘇美多請求隆波收他做學生時，隆波同意了，但提出了一個條件：他要融入到泰國僧人當中，不能期待任何特殊待遇。

“在我住過的其他泰國寺院裡，因為我是西方人，意味著我可以期待最好的一切。我也可以避開其他僧人都必須要做的工作和雜務： ‘我在忙著禪修，我沒時間去掃地，讓別人去掃吧。我是個認真的禪修者’。但是我到了巴蓬寺以後，人們說，‘他是個美國人，他吃不慣我們的食物’。隆波會說，‘他必須學著適應’。我不喜歡分配給我的禪修小屋，當我去請求分給我更喜歡的那間時，隆波說，‘不行’。他整個的訓練方式是，你必須完全遵從日程安排。我問隆波，我是否可以不參加那些冗長的佛法開示，我什麼也聽不懂，他一聽就笑了起來，然後說，你必須和其他人做同樣的事。”

巴蓬寺提供的環境，與蘇美多熟悉的那些寺院非常不同。在之前的寺院中，他一直都是獨居，在自己的禪房裡坐禪和行禪，一心一意地專注在禪修的進步上。他與人僅有的接觸，就是每天給他送飯的試修生。對他來講，那是一段有益的時光，但是蘇美多也開始懷疑，從長遠來看這種寺院生活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他感覺自己缺乏的是佛教戒律方面的訓練。

“巴蓬寺強調的是集體行動——一起工作、一起吃飯等等——以及所有相應的戒律。我知道，如果我想要繼續過僧人的生活，我需要僧人的訓練，那是我在之前的禪修寺院沒有得到的。隆波給我的，是一個可在其中省思的生活場景。你會對寺院傳統產生了解和覺知，我知道自己需要這些。我需要約束和保護性限制。我是一個很衝動的人，對任何形式的權威都有極大的抗拒。

“我曾在海軍服役四年，對權威和等級產生了很強的憎惡。然後，在去泰國之前，我在加州伯克利待了幾年，那裡幾乎是‘只做自己就好’，不需要服從任何人，或者活在任何紀律約束之下。但是在巴蓬寺，我的生活不得不遵循一種我並非總是喜歡或贊同的傳統，而且在這個狀態下，我也沒有任何的權威。我對擁有自己的自由和權利有很強的意識，也能堅持和維護它們，但我對服務他人沒有感覺：做一個服務者，就好像是承認你比較卑微。我發現，寺院生活對培養我服務和支持僧團的意識很有益處。

“隆波給我印象頗深的是，儘管他看上去是那麼自由的一個靈魂，有著那麼熱情洋溢的個性，但同時，他也對佛律非常嚴格。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反差。在加州，關於自由的想法是即興和隨心所欲。道德約束和紀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食人獸，帶著所有的規定和傳統來壓扁你——你不能做這個，你不能做那個——對你有如此多的壓制。

“所以對巴蓬寺的嚴格，我即刻的反應是感覺壓抑。然而，我對隆波的感覺是，儘管他的行為永遠在佛律的界限之內，他卻是個自由的人。不是出於隨心所欲的想法，而是出於一種內在的自由。因此，在觀察省思隆波的過程中，我開始從如何利用佛律來獲得自由，而非削足適履的角度來看待它。這是一個謎題：你如何使用一個約束性和出離性的傳統，讓你的心從中獲得自由和解脫？我能看出隆波的心是沒有邊際的。通常，對規矩的執著會讓你有很多擔憂並缺乏自信，但隆波是光彩照人的。很顯然，他不是一個因嚴守很多戒條而為自己的清淨感到焦慮的人。他是一個活生生的從修行中獲得自由的榜樣。”

隆波問起了阿姜蘇美多的禪修。對他正在使用的禪修方法，隆波只是哼了一下，表示認可它的有效性並允許他繼續使用。這似乎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項。阿姜蘇美多卻對此印象深刻，並令他感到放心。很明顯，隆波的教導並不局限於某種特定的禪修技巧：他的方式是一種全面的訓練，是創造一種場景或環境，讓任何正當的技巧都能結出果實。這恰恰正是阿姜蘇美多所需要的。

“你必須找到一位你能與之共鳴的人。我曾到過其他地方，但沒有默契的感覺。我也沒有一定要找一位老師的想法；我有很強的獨立性。但是見到隆波，我感到一種非常強烈的直覺反應。他有某種東西很適合我。

“巴蓬寺的訓練是把你放進某個情境中，讓你可以反思自己的反應、抗拒等等，由此你可以看清你在這些情境裡自動生起的觀念、看法、偏見和執著。隆波總是強調，要去反思事物的本來面目。我發現那對我最有幫助，因為如果你像當時的我那樣自我中心和充滿偏見，你真的需要敞開你的心。因此，我發現隆波的方法非常清晰和直接。由於我已經非常壓抑了，我真的需要一種能夠誠實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努力壓抑自己的情緒並強迫我的心進入更精微的狀態。他也非常了解每個僧人的個體需要，所以好像也不是只有一個通用的技巧。他意識到，你真的必須得自己搞明白，所以我如何看待他，他如何影響我，就像是他為我的生活提供了一個背景板，我可以用它進行反思。”

即使對巴蓬寺的修行方式帶著這樣的感激之情，阿姜蘇美多也並沒感到輕鬆。除了他經歷的那些預料之中的困難以及與語言、文化、氣候和飲食相關的挫折以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佛律給阿姜蘇美多帶來了最大的疑慮。他的個性一直是理想主義的；他會被宏大的藍圖和統一的願景所吸引，容易對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感到不耐煩。毫不意外地，他對佛律的諸多具體指導感到反感，在他看來更像是對雞毛蒜皮的小事不斷挑剔。

“閱讀佛律令人感到難以忍受的枯燥。你會聽到，如果一個僧人的僧衣褶邊上方多少吋處有一條裂縫，他必須在黎明前把它縫好。我不斷地想，‘我不是為了這個來當出家人的’。”

佛律經典中規定了學生為老師應盡的各種義務，其中一項是在老師托缽回來後為他洗腳。在巴蓬寺，每天會有多達二十位的僧人在食堂的洗腳池邊等待隆波，熱切盼望著能榮幸地拂去他腳上的塵土，或者把手放到為他擦乾雙腳的毛巾上。最初，阿姜蘇美多覺得整個事件有些荒唐。每天，他都帶著迷惑看著僧人們開始向洗腳池走去。這類儀式會讓他感覺自己與僧團不合群。他會覺知到，他心中挑剔和評判的部分衝到了前沿：

“但是，我那時開始傾聽自己，然後我想，‘這真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心智狀態。有什麼值得如此難受的嗎？他們又沒有讓我去做這件事。這沒什麼大不了。二十個人為一個人洗腳也沒什麼錯。這也不是不道德或不好的行為，也許他們很享受這麼做。也許他們想要這麼做——也許這麼做挺好……也許我應該這麼做’。於是第二天早上，二十一個僧人跑出去給隆波洗腳。在那之後就沒有問題了。我感覺很好：我內在那個討厭的部分停止了運作。”

佛陀把讚譽和責備稱為‘世間法’，即使是最投入、最出世的靈性追尋者，也必須學習如何善巧地應對它們。初到巴蓬寺的日子裡，阿姜蘇美多收到了大量的讚美。在佛教文化中，為了靈性修行而自願離棄感官欲樂是一項值得敬重的美德。阿姜蘇美多為出家所作出的犧牲，鼓舞了他的僧人同修和寺院的在家護持者。離開美國並披上黃褐色的僧衣，他不僅放棄了一種依善農民所夢寐以求的生活水準，而且他這樣做，是為了換取在這個國家最嚴格、最苦行的森林寺院中生活。保守的依善人民認為安身立命離不開保持傳統，因此他們對阿姜蘇美多拋家舍業、自我流放得如此自在，印象頗為深刻。他們被他勤奮且投入的修行所鼓舞。做為唯一的西方人，他形象突出，無論去到哪裡都會成為人們注意的中心，僅次於隆波本人。

另一方面，泰國人普遍體態優雅，是那種天生的、看上去毫不費力的優雅。為了培育正念，寺院生活注重形式和細節，這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優雅。而眼前的阿姜蘇美多則令他的同修甚為困惑。一方面，他儀表堂堂，對修行有著明顯的熱情，另一方面，按照他們的標準，他又是那麼笨手笨腳。在大多數人當中，這激起了一種安靜但充滿深情的好感和興趣。而對另一些人，這種興趣則因一絲害怕、嫉妒和怨恨而發酸。阿姜蘇美多既有一些惶恐，同時也享受這種矚目，他無法不感到有些不自在。

“他們會問，‘你多大了？’我會說，‘三十三歲’。接著他們會說，‘真的？我們以為你至少有六十歲了。’然後，他們會開始批評我走路的方式，‘你走的不對。你走路的時候不是很有正念。’然後，我會拿起這個僧袋，並毫不在意地扔在地上。他們會說，‘好好地放下你的僧袋。你要這樣拿起它，把它疊好，然後你像這樣把它放在你身邊。’ 我吃飯的方式，我走路的方式，我講話的方式——似乎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被批評和取笑——但某種東西讓我留下來並忍受了一切。我真的學會了如何遵從一個傳統和準則——它花了我好幾年的時間，真的，因為我一直都有很強的抗拒。但是我開始理解佛教戒律的智慧，經過這些年，我內在的平和增長了。”

施壓

幾年之後，隆波對阿姜蘇美多的態度改變了。看到自己的弟子在自信中成長以及所有受到的讚揚，隆波開始以更粗獷的方式對待他。阿姜蘇美多記得：

“在最初的兩三年，隆波會誇獎我很多，以此來增強我的自我價值感。我很感激，因為我傾向於自我貶低，有人用這種持續不斷的正向態度對待我，這對我非常有幫助。因為感動於被他如此尊重和欣賞，我在修行中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幾年過後，情況開始變了。他看到我更強壯後，開始對我更加嚴厲。有時他會當眾侮辱我，讓我丟臉—— 但到了那時，我已經有能力來反思它了。

“有時候，隆波會把我做過的那些不文明的事情，告訴法堂裡坐得滿滿的信眾。每個人，僧人和信眾，都會笑聲震天。我只能坐在那裡感覺到憤怒和難堪。有一次，一名沙彌錯拿了我的外衣，把它交給了隆波。隆波笑起來，然後說，他馬上就知道這是誰的外衣，因為上面有難聞的氣味，那種‘乏郎的惡臭’。當然，聽到隆波這麼說，我覺得非常氣憤。但是我能忍受，而且由於我對隆波的尊敬，我沒有表現出任何反應。他問我覺得還好嗎，我說是的，但他能看到我雙耳通紅。

“他有著很棒的時機感，所以我可以應對。被他侮辱和羞辱時，我能夠觀察自己的情緒反應，並從中受益。如果他在一開始就那麼做，我絕對不會留下。他沒有那種我能看出來的真正的系統性指導，你只是能感覺到，他就是在努力幫助你……強迫你去看自己的情緒反應……我一直都信任他。他有著如此棒的幽默感，他的眼中總是有一絲閃光，總是有一點頑皮，所以我就隨它去了。”

說到早年在巴蓬寺的往事，最讓阿姜蘇美多記憶猶新的往往是那些“恍然大悟”的時刻：心中布滿烏雲時，突然間，他看到欲望與執著是始作俑者，這樣的洞見令他的心雲消霧散。在他看來，做為一名老師，隆波的天賦在於能夠創造出適宜的場景，讓生起洞見的過程得以發生——把危機帶入頭腦，或非常善巧地把注意力引向心中真正在發生的事情。阿姜蘇美多對隆波的信仰，允許他打開自己。在正確的時機，來自老師的一個微笑或幾句鼓勵的話語，能夠讓好幾個小時的挫敗和惱怒看上去可笑而不實。而一個犀利的問題或訓斥，則可以將他從一段長時間的自我沉迷中喚醒。

“他是個非常現實的人，所以他使用日常生活的細節瑣事來引發洞見。他對使用特殊事件或極端修行不大感興趣，他更願意讓你在寺院生活的日常流動中覺醒，而且他也非常擅長此道。他知道，任何習俗在經過一段時間，當你適應它之後，都會變得易於敷衍和死氣沉沉。他了解這一點，所以總是會有某種犀利來驚嚇和震動你。”

在早期的日子裡，令阿姜蘇美多痛苦的主要因素是挫敗感。下午打掃落葉的時間，在炎熱的季節裡可以讓人精疲力盡。一天，他在太陽下辛苦勞作，渾身都被汗水濕透了，他記得，他的正念都被憎惡和自以為是消耗光了。他向自己發牢騷：“我不想幹這個。我到這裡是來證悟的，不是來掃地上的落葉的。” 就在這時，隆波向他走來並說， “苦在哪裡？巴蓬寺是那個苦嗎？”

“我突然意識到，我內在有某種東西一直在抱怨和批評，它讓我永遠不會把自己獻出來，交給任何情境。

“另外一次，我對不得不一整夜坐禪有非常負面的反應，我肯定是掛在臉上了。晚課結束後，隆波提醒每個人，他們應當留下來禪修，直到黎明。他說，‘除了蘇美多。他可以回去休息。’他給了我一個和善的微笑，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愚蠢。當然，我留下來坐了一整夜。

“有許多時刻，當你被一些私人事務牽絆時，他會感知到。他掌握時機，在那個你最堪受教的時刻來找你，好讓你可以突然意識到你的執著。一天晚上，我們在誦波羅提木叉的小法堂 [8-3] 裡，他的朋友隆波車路依來訪。通常，誦波羅提木叉結束後，我們會離開去喝一杯熱飲，然後去法堂與信眾會合。但是那個晚上，他和隆波車路依坐在那裡幾個小時，互相開玩笑，我們不得不坐在那裡聽。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我變得非常惱火。我等著他告訴我們可以去法堂了，但他只是繼續聊天。時不時地，他會瞟我一眼。好吧，我有一個固執的特點，所以我不會放棄。我只是變得越來越生氣，越來越惱火。

“一直快到半夜了，他們還在聊得起勁，像小學生那樣大笑。我變得非常自以為是，他們不是在嚴肅地談論修行或戒律或什麼！我的心不斷地說，‘多麼浪費時間！他們應該更自覺一些。’我充滿了氣憤和怨恨。他知道我有這種固執頑強的特點，所以他一直繼續到凌晨兩點、凌晨三點。到那個時候，我才放棄了整個事情，放下了所有的憤怒和抗拒，我感到一波極樂和放鬆，我感到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我處在一種極樂的狀態中。我覺得，即使他永遠聊下去，我也會很快樂。他注意到了這個，然後告訴每個人，我們可以離開了。”

用心講話

因為阿姜蘇美多的明星身份以及他日益嫻熟的泰語，巴蓬寺的護持者們很自然地渴望聽到他的佛法開示。在阿姜蘇美多到達巴蓬寺四年後，隆波決定是時候讓自己的首位西方弟子接受一項新的訓練：講經說法。

這個機會在他們走訪一個分寺時出現了。當晚，一大群信眾來到寺院，參加晚課念誦和聆聽隆波的佛法開示。事先沒有任何預告，隆波讓阿姜蘇美多來做這場開示。想到要坐上寺院的法座，掙扎著用一種他並非熟練的語言給一大群觀眾作即興的開示，這讓阿姜蘇美多感到很害怕。他呆住了，隨後，他開始用盡可能禮貌但堅決的方式予以拒絕。但是出於對隆波的高度信任以及意識到這只不過是在拖延那終究不可避免之事，阿姜蘇美多開始勸說自己接受很快會開始教學的現實。

當隆波在下一個誦戒日“邀請”阿姜蘇美多作佛法開示時，他沉默著接受了。儘管他非常清楚隆波的觀點，佛法開示不應該是事先准備好的，但阿姜蘇美多感到很沒有安全感。那段時間，他正在讀一本佛教宇宙學的書，省思不同的存在空間維度和心理狀態之間的關係。於是，他為即將到來的佛法開示做了一些筆記。

誦戒日很快到來了，阿姜蘇美多做了開示。儘管他的詞彙量依然有限，口音也含混，但開示似乎進行得很不錯。他覺得鬆了一口氣，也為自己感到驕傲。第二天一整天，不斷有信眾和僧人過來對他的開示表示感謝，他也期待著沐浴在老師讚賞的陽光中。但是，當阿姜蘇美多在隆波的孤邸下向老師頂禮，卻看到老師面無表情時，他的心裡打了一個冷顫。用平靜的語調，隆波說：“再也不要那麼做了。”啊姜蘇美多意識到，隆波知道他事先想好了開示的內容。在隆波的眼裡，儘管那是個聰明、有趣且增長見聞的演講，但那不是佛法開示，它只是一堆念頭和小聰明。它是一個“好的演講”，但這並非問題的關鍵。

為了培養對佛法開示的正確態度，出家人應該看管好自己的心，抵禦對讚揚和欣賞的欲望，他也必須長出厚臉皮。一天晚上，隆波讓阿姜蘇美多給信眾作開示，還附帶一個不同尋常的條件——開示必須長達三個小時。一個小時以後，阿姜蘇美多已經對最初的主題無話可說了。帶著不斷增強的絕望感，他開始漫無邊際地搜腸刮肚，尋找可供演講的內容。他會暫停，重複自己說過的話，然後開始一段長長的、繞著大彎兒的旁白，同時痛苦地意識到他的聽眾們開始感到無聊和坐立不安，有人打盹，有人走到外面。只有幾個頗具獻身精神的老年女眾，整整三個小時都坐在那裡——閉著眼睛，不時歪倒——就像被炸毀的平原上，那些歪倒的粗糙老樹。在一切終於結束後，阿姜蘇美多自我反思到：

“那對我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經驗。我開始意識到，隆波希望我做的是能夠看到自己的不自在、做作、驕傲、自負、牢騷、懶惰、不願被打擾、想要去取悅、想要去逗樂、想要去獲得認可。”

轉身面對陌生

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阿姜蘇美多是巴蓬寺唯一的西方僧人，直到 1971 年，又有兩位美國僧人來到這裡過雨安居。其中一位，道格拉斯 · 伯恩斯博士，是居住在曼谷的心理學家，他想要在雨安居期間短暫出家為僧；另一位是傑克 · 康菲爾德（Ven. Sunyo 三友尊者），在遍及泰國和緬甸的多家寺院中修行後，他日後將回歸俗家生活，並成為美國正念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導師之一。他們二人都沒有在巴蓬寺停留很久，但都對未來的發展產生了強大的影響。

在短期出家後，伯恩斯博士回到了曼谷，在那裡，他會推薦有興趣出家的西方人來和隆波一起生活。首批來到烏汶的僧人中，有好幾位是聽從了他的推薦。傑克 · 康菲爾德在和隆波相處的幾個月裡，勤勉地筆錄了他受到的教誨，後來他把這些印發出來，成為那本廣為流傳的小冊子《佛法教誨片段和問答筆記》。之後，隨著康菲爾德自己的名聲傳遍美國，他經常提及隆波，並將隆波的名字介紹給了一群西方聽眾。人們對隆波的認識又被《寧靜的森林水池》一書所加強，這是康菲爾德和另一位前僧人保羅 · 布里特（曾經的 Ven. Varapanyo 瓦拉潘友尊者）合寫的一本有關隆波教導的合集。

隆波的個人魅力和他感化與啟發西方弟子的能力，很快變得非常有名。對於想要長期出家的西方人，巴蓬寺成為泰國森林寺院中最吸引他們的首選。但是，如果隆波是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那麼阿姜蘇美多的存在則經常是決定性因素。這裡有一個活生生的人，證明此事是行得通的。

隆波查與西方弟子們

沒有其他西方人的陪伴，阿姜蘇美多已經在艱苦條件下生活了幾年，很顯然，他從修行中收穫良多。他同時也是翻譯和前輩。而且，儘管他抗拒這個演化過程，但他自己最終也成為了一位名副其實的老師。當瓦拉潘友尊者到達巴蓬寺的時候，隆波正好離開了幾天。他與阿姜蘇美多的會面，成為了他決定留下來的關鍵。

“夜晚，森林一片安詳。我坐在門廊上，感到這裡是一個超越世間痛苦和困惑的地方——越南戰爭，在美國和其他所有地方毫無意義的生活，歐洲和亞洲的旅途中遇到的那些人，他們滿懷痛苦和絕望，如此真誠地尋找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卻哪裡也找不到。這個人，在此地，似乎已經找到了，似乎其他人也完全可以做到。”

到了 1972 年，由西方僧人組成的僧團在持續壯大，隆波決定他們應該在金剛光洞寺（泰：Tam Saeng Pet）度過雨安居。這家分寺位於巴蓬寺以北約 100 公里處，矗立在陡峭的山巔，俯瞰著依善的鄉村平原。遠離了隆波的教導和影響，僧人間的個性衝突開始惡化，雨安居結束後，疲憊不堪的阿姜蘇美多離開了。

“從一開始，我就對承擔責任感到非常憎惡。從個人層面……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和其他西方僧人住在一起……我已經習慣了和泰國僧人住在一起，並在這種文化和架構之內感覺很自在。然而，越來越多的西方人來到這裡——伯恩斯博士和傑克·康菲爾德一直在鼓勵人們到這裡來。

“在西方僧團經過金剛光洞寺這次可怕的雨安居後，我逃跑了。我在東南部的一家寺院中度過了幾個雨安居，然後去了印度。但是在那裡，我有了一次非常強烈的靈性體驗。我不斷地想到隆波以及自己是如何從他身邊跑掉的，然後我體驗到對他強烈的感恩之情，最後，我決定回去並為他服務。那是一個非常理想化的想法：‘我只想把自己奉獻給隆波。無論他讓我做什麼！’

“那時，我們在與柬埔寨接壤的蘇安克魯埃剛剛建了一個分寺，那裡條件惡劣，沒有人願意去。我去參加過一個迦希那袈裟供養儀式，我比那裡所有的樹都高。所以在印度時，我想，我要提出申請自願接管蘇安克魯埃。我對自己懷抱著這樣浪漫的意向。當然，我回來後，隆波拒絕把我派往那裡。到了那年年底，巴蓬寺有那麼多的西方人，他讓我為他們翻譯……基本上，我信任隆波，是他推著我去做我絕不會自己去做的事情。”

三、透過西方的眼睛

開端

每個西方僧人遲早（通常很早）會被問到的問題是：為什麼他要選擇做一個出家人。通常，這是一個比想像中還要難以回答的問題。要區分原因和觸發點並非那麼容易，同樣不容易的是，要確保這個勵志故事不是以事後之明拼湊出來的。通常，僧人們敘述得最多的是那些觸發他們的決心以及導致他們出發去泰國的事件。比如帕巴卡羅（Pabhakaro），一位美國直升機駕駛員，他在越戰期間因休假首次來到這個國家。還有和平工作隊的志願者們，以及跨越亞洲的年輕背包客，如加拿大人提拉達摩（Tiradhammo）和維拉達摩（ Viradhammo）。這裡還有像英國人布拉姆萬索（Brahmavamso）和澳大利亞人雅納達摩（Nyanadhammo）這樣的人，他們帶著明確的意圖來到這裡出家為僧。

很多西方僧人是從讀到相關佛法書籍開始的。他們中的第一代——當時，很難找到關於上座部佛教的書籍——被艾倫·沃茲、查爾斯·拉克和鈴木大拙的話語所鼓舞。後面幾代到來時，他們已經閱讀過隆波查的開示譯文以及阿姜蘇美多或美國內觀老師的著作。有些人是來尋求穩定和深化他們在七日或十日禪修營中所體驗到的清明和安寧。另一些人是在泰國旅行期間，接觸過一些佛教出家人並受到他們的鼓舞與啟發。阿姜蘇齊陀（Sucitto）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回憶起看到僧人托缽給他帶來的影響：

“一天清晨，我坐在咖啡館裡，看到當地寺院的僧人出來托缽。他們排成一隊，光腳踩在滿是塵土的路上向我走來。初升的太陽，透過他們棕色的僧衣閃耀著光輝。每位僧人都只有一個簡單的食缽，他們的表情寧靜而溫和。他們走得平靜而徐緩。他們不是要趕到哪裡去，他們只是在走路。多年的自我重要感的積習，一下子就從我心頭釋放了。我內在的某種東西，像黎明時刻的鳥兒一樣展翅高飛。”

但是對隆波的弟子們來說，他們無一不是被隆波的氣度和榜樣所激勵，才決定留下來並縱身躍入出家生活的；或者他們已經受戒出家了，但因為隆波，才對巴蓬寺的訓練做出了長期的承諾。對大多數人而言，第一次與隆波的會面，儘管表面看起來無足輕重，但卻是他們生命的重大轉折。有些僧人談到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好像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自己不願離開的地方和老師。阿姜雅納達摩見到隆波時，雙手合十恭敬地蹲了下來，隆波走向他，什麼也沒有說就拉起他的雙手。

“我感到震驚和喜悅，雙肩如釋重負。他離開後，我才意識到，我一直背負著多少痛苦。”

保羅·布里特的著作是隆波與西方弟子間的趣聞軼事最豐富的來源。布里特於 1972 年來到巴蓬寺。當時，做為瓦拉潘友尊者，他勇敢地在掙扎中度過了五年的寺院生活。之後，他還俗並回到了家鄉美國。1993 年，他記錄與隆波相處歲月的回憶錄《尊貴的父親》在曼谷出版。書中開篇的語句，引發了許多同輩人的共鳴：“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我曾愛過任何人的話，那麼這個人就是隆波查。”瓦拉潘友尊者與隆波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曼谷。

“我被他那容光煥發的、生氣勃勃的快樂所征服。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那樣的人，他看上去像坐在睡蓮葉子上的一隻快樂的大青蛙。我心想，如果要成為他那樣，你得要在森林裡坐上三十年，那也值了……我記得那時我的心如何為之一振。在回到寺院的車上，我一直在想，‘有希望了’。禪修練習和佛教僧人的生活方式，這兩項對我而言都很困難，比我以往做過的任何事情、想到過要做的事情、聽說過任何人做過的事情，都要難得多，但它們是真的可以產生結果的。看到一個活生生的榜樣，勝過讀很多本書。”

阿姜布拉姆萬索擁有嚴格的科學訓練背景，在他的理性頭腦被擊敗之後，他決定把隆波當作自己的老師。他回憶到，到達巴蓬寺後不久，他在旁聽隆波教導另外一位西方僧人的時候，在頭腦中構建了自己想問的問題。他剛準備好自己的問題，隆波所講的話，似乎就是在直接回答他的疑問——而非回答當時提問者的問題。想到這可能只是一個巧合，他開始在頭腦中構建另一個問題，但它也立刻被解答了。這個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巴蓬寺的外國僧人並非都來自於西方國家。例如，阿姜伽瓦薩可（Gavesako）來自日本北部。他在尼泊爾登山探險一段時間後，去到印度投身於瑜伽的修習，後來簽證遇到困難迫使他來到泰國。對他來說，最先的激勵來自於巴蓬寺本身給他留下的印象，以及這種印象預示著寺院住持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到達寺院的時候，僧人們正要外出托缽集食。我對他們印象很深，僧人們排成一隊行走，沉著而內斂。我無法把自己的眼睛從他們身上移開。那是一個我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的美麗景象。我走進寺院，那裡的小徑整潔乾淨，走在上面令人愉悅。路面上沒有樹枝或落葉，這更令我驚嘆。我心想，這裡的住持一定非常棒，他一定有著非常嚴格的紀律。”

阿姜伽瓦薩可的俗家名字是施巴哈施（Shibahashi）。隆波發現自己無法準確發音，就把他的名字改成了“Si baht ha sip 斯巴哈斯 ”（即 “四泰銖五十分”）。他啟發這位年輕人進行內在的探索，對終結痛苦的探索，以及為何這要比外在的探索有價值的多。除非他知道如何拋棄負面的心智狀態，登山只是浪費時間而已。出家生活的核心是內在的探索與訓練。於是，“四銖五十分”決定留下來。十五年之後，當隆波臥病在床時，阿姜伽瓦薩可成為輪班看護他的忠誠弟子之一。感恩之情是他最重要的動力。阿姜伽瓦薩可說，他覺得自己無論做了多少，都永遠不能回報老師的恩情，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我覺得他彷彿給了我一個新的生命。對我而言，他既是父親，也是母親。他給了我那麼多的東西。就好像我慢慢地陷進了流沙中正要被吞沒的時候，他把我拉了出來，挽救了我的生命。”

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年輕音樂家，成為了後來的阿姜普瑞索（Puriso）。他非常訝異於巴蓬寺與其他寺院的對比：僧人們暗褐色的袈裟，他們做事時的安詳沉靜，他們的超然物外——一種某些意義深遠的事情正在發生的感覺。

“他們告訴我可以在法堂裡留宿，還告訴我哪裡可以找到枕頭和毯子，然後就讓我自便了。那天晚上，我聽到了奇異的用巴利語和泰語交替進行的念誦，它完全超出了我頭腦的理解範疇。我甚至不能搞清楚，它聽起來是挺好還是奇怪。法堂巨大而昏暗，只有幾支蠟燭亮著，僧人們腳趾著地，一動不動地保持跪坐，他們念誦了三十多分鐘，真是令人敬畏。”

阿姜帕薩諾（Pasanno）曾擔任國際森林寺院的住持超過十年，現在是北加州無畏山森林寺院（Abhayagiri）的住持。他首次來到巴蓬寺，是在曼谷加入僧團後以訪客僧的身份造訪。他的想法和阿姜蘇美多很有共鳴：

“巴蓬寺的生活方式給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這是一種你可以長期奉行的方式。而之前我學習禪修的地方，都是住在寺院某個特殊區域的一間孤邸裡，運用某種特殊的禪修技巧做練習。那不是一種你可以依其生活的方式。巴蓬寺為我打開了一個新的維度——我感覺到自己可以向一位老師、一種訓練方式和佛教戒律做出長期的承諾。給我留下極深印象的還有這個觀念：如果你想過聖潔的生活，無論多久，並從中受益的話，那麼你需要持守佛教戒律，過一種和佛陀的法與律相整合的生活方式。

“隆波真的看得很清楚，我們多麼需要徹底重塑自己的認知以及方方面面的因緣條件。所以，他的教導不是只給你一個禪修技巧，而是一套完整的對身、口、意的訓練。那真的是他的標誌，他所強調的，讓我覺得他很特別。”

當他做為訪客僧經過了一段見習期後，巴蓬寺僧團完全接納了啊姜帕薩諾。

“我記得，自己非常期待能夠參加波羅提木叉誦戒，而且感到很激動。當鐘聲響起時，我非常急切，馬上前往誦戒堂。隆波一個半小時後才出現——他在美琪院區，給她們作開示——我坐在堅硬的地板上感到很難受。還沒開始誦波羅提木叉，我已經開始扭來扭去了。隆波進來後，和幾位僧人反覆交談，然後我們開始誦波羅提木叉。之後——大約晚上十點——他開始佛法開示，一直講到接近凌晨三點。然後他無辜地看向時鐘說，‘也許你們可以開始敲早課念誦的鐘了吧。’ 隨後，隆波走進法堂給信眾作簡短開示，我們就去喝飲料。裝滿香甜飲品的水壺前晚就放在那裡，現在，上面已經爬滿了螞蟻。我必須承認，這很快減弱了我對誦波羅提木叉的熱情。”

很多個隆波

很自然地，不同的僧人對隆波有著相當不同的認知，這也反應出他們自己不同的經歷和理念、偏見和投射以及他們心智的明晰程度。有些人尋求靠近隆波。另一些更自立的人，則和他保持很大的距離。隆波教導的不同方面，吸引著不同的僧人。對於他所有教誨的精髓到底是什麼，大家也有著不同的觀點。

和阿姜蘇美多一樣，阿姜穆寧多（Munindo）的出家生活也始於一家強調獨處和嚴謹禪修的寺院。對他來說，隆波教導的精髓在於總是將僧團看作一個整體。

“從《佛法教誨片段和問答筆記》一書中，可以看到隆波真的用心投入在訓練弟子上，這是最吸引我來到烏汶的，也是我在別處沒有看到的。說到隆波教導的特徵，我能看到的就是他堅持讓我們學習像一個團體來生活——當然也有禪修，這是我們來這裡的原因——但是，我們也應該把這裡團體式的出家生活當成修行的核心。不知怎麼地，我領悟到了這一點，這才是他所關注的。我意識到，這也是我所需要的。

“他並不會告訴你所有的答案。他會在那裡——他會傾聽你，並給你空間去實驗或犯錯。他的教導是一份邀請，讓你自己去搞清楚。隆波似乎看到，他的工作是幫助我們適應出家生活，然後讓我們自己修行。感覺上，他不會拉著你一步一步地教導你，指導你經過禪修的不同階段。他說，他對每天給小參不感興趣。很明顯，那不是他的方式。他的方式是，引導你如何像一個僧人那樣生活。我不把這當作是一種拋棄；這是自由——我個人歡迎這種方式。”

對阿姜穆寧多來說，最能激勵他的是隆波本人及其對弟子高品質的關注。阿姜穆寧多覺得，在這裡，有一位老師“會在任何情境出現時，在那裡支持你”。隆波讓弟子們覺得，他們就像是他的兒子，他總會為他們的福祉著想。

“他可以是一位有著很好幽默感的普通人。他可以和你分享一個笑話，他可以分享你的痛苦。你覺得他理解你，他知道你在想什麼或經歷了什麼。你覺得，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掙扎和你的喜悅中，他都和你在一起。”

阿姜穆寧多珍藏著一段記憶，在他生病期間，隆波每天都到他的孤邸來探望他的病情。他也同樣心存感激，在懷疑和擔憂威脅著要壓垮自己的時候，他能夠找隆波訴說：

“我記得有一次，我滿懷疑問去看他。隆波只是坐在那裡聽著。他肯定以前已經上千次聽過同樣的事情了，但我真的覺得，他的傾聽包含著注視、理解和默契。他說，‘我有一次也這麼覺得。我覺得我的腦袋要爆炸或是劈開了。我的懷疑如此之多，我想我的腦袋就要炸開了。我知道那感覺像什麼。但是不要緊，像這樣帶著疑問修行，會讓你更強壯。’”

瓦拉潘友尊者也同意，隆波那些和善的話語和姿態，有時會比深刻的教誨更令人懷念：

“隆波曾經到金剛光洞寺短暫探望我們。那是在下午，我們都在外面。他走到我面前，把我打量了一遍。他摸了摸我的肋骨，臉上露出非常擔憂的神情，他說，我的身體瘦骨嶙峋——看來要發瘋的可不只是我的心。好幾個月之後，我還記得他那個擔憂的神情。”

有機會成為隆波的侍者，給瓦拉潘友尊者的出家生活帶來了一個轉折。

“他說，‘下午擔完水後，你可以來我這裡做清潔打掃。’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他可真夠大膽的，讓我來侍奉他！’ 但是，那不僅是我的職責之一，也是一個成為局內人的特殊待遇。通過它，我開始看到在寺院中有一種生活方式——豐富、有條理且和諧。這位老師是這一切的中心，他是一個可以依靠的人。

“終於，他問起我為什麼瘦得這麼皮包骨？在場的一位僧人立刻告訴他，我在進餐時只吃一小團米飯。我不喜歡那些食物嗎？我告訴他，我只是不能消化那麼多糯米，所以我不斷地減食。我已經接受事情就是這個樣子，想到我曾是如此的貪婪，現在吃的越來越少，反倒是一種美德。

“但是他很擔心，問我覺得累嗎？我承認，大多數時候我幾乎沒有力氣。於是他說，‘我會給你一段時間的特殊飲食，從只有白米粥和魚露開始。你要吃很多，然後你的胃會被撐大，然後我們會換成煮好的米，最後到糯米。我是個醫生’，他加上一句。（後來我發現他是一位有成就的草藥師，對僧人易得的疾病也很有知識。）他告訴我不要逼自己太狠，如果我沒有力氣，我就不必去擔水，等等。

“那是魔法真正開始的時刻。從那一刻開始，他對我而言不再只是‘阿姜查’；他變成了‘隆波’，‘尊貴的父親’。”

那些來到巴蓬寺並打算出家的西方人大多讀過很多佛法書籍，對寺院和證悟大師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也自有一套想法。但是讓他們刻骨銘心的，是一個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隆波。對阿姜阿瑪羅（Amaro）來說，那是在犯了錯之後本以為要挨上一頓呵責，卻收到一個大大的笑容。一次，隆波來訪並留宿國際森林寺院。那時，阿姜阿瑪羅還是一名沙彌，做為侍者，他負責照料當時的寺院住持阿姜帕巴卡羅。

“我醒來，看到光線從孤邸牆壁的木板縫中照進來。我心想，‘哇，今晚的月亮真亮啊。’我看看我的鬧鐘，它指在凌晨一點。然後我意識到，‘我的鬧鐘一定是停了；那不是月亮，那是太陽！’於是，我一躍而起，拿起我的僧衣，跑下小路。我到達法堂背後時，其他所有的僧人都已離開去托缽了，除了阿姜帕巴卡羅和隆波，他們走一條較短的托缽路線。我心想，‘好吧，我還有時間。也許他們沒有注意到。’ 於是，我開始為他們出去托缽準備僧衣，希望他們沒有看到我遲到了，錯過了早課念誦和坐禪。當我跪在隆波腳邊，繫緊他僧衣下端的布條時，他用泰語說了句我聽不懂的話。我抬起頭，略帶緊張地看向阿姜帕巴卡羅，等著他的翻譯。隆波咧著大嘴笑了，一個美妙慈愛的笑容。然後阿姜帕巴卡羅翻譯到：‘睡覺的滋味很美妙，哈？’”

對另一位出生在英國的僧人阿姜凱瑪南多（Khemanando）來說，這個關鍵時刻發生得出乎意料，使他看到一個全新的老師，閃耀著平易近人的光芒。一天，新到寺院不久依然穿著試修生白衣的他，在自己孤邸的露台上和一個朋友聊天。就在那時，他無意中向下往小路上瞥了一眼，驚訝地看到了隆波。

“他正招手大聲呼喚！我們以為他要來斥責我們沒有用功禪修，但隆波看上去似乎毫不在意，他不是讓我們停止交談，他在叫我們， ‘過來，過來！’”

我們這才得知，隆波正在追捕巨蜥。他非常喜歡森林野雞，會在自己孤邸周圍的空地上給它們餵米。他想要保護野雞遠離它們的天敵大巨蜥，後者很喜歡吃野雞的蛋。他已經追蹤一隻巨蜥到了這片林中，現在正比劃著解釋給我倆，如何把一張繩網綁到竹竿的一頭。他想要抓住巨蜥，把它從這片林子裡趕出去。兩個笨手笨腳、毫無經驗的西方人，被隆波的熱情所驅使，很不成功地用竹竿四處亂打一通。最終，我們在一起開懷大笑之後，放棄了追捕。

“這個小插曲，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兩種形象的對比。做為巨蜥捕手的隆波，散發著非常天然的活力和現實感，還有著孩童般的簡單和幽默；做為一家重要大型寺院的住持，他的角色是令人敬畏和鄭重其事的，在那一刻之前，這是我所見到的他的全部。這件趣事的效果是削弱了我自己的很多預設，比如，一個了不起的證悟大師應該是什麼樣子的。這幫助我看到隆波實際上非常自然，也很有趣。這讓我在他身邊時，不再那麼害怕，也放鬆了許多。”

對另外一個初來乍到的試修生肖恩來說，難忘的回憶發生在一個更正式的場合。

“那是新年前夜，法堂裡擠滿了人。我們都聚集一堂，以佛法開示和吉祥念誦來迎接新年。因為法堂裡面沒有地方了，好幾百人坐在外面的樹下。比丘坐在法堂西側高出地面的平台上，那裡也同樣擠滿了人。平台中央是巨大的銅製佛像，隆波坐在佛像正下方，身邊圍繞著他所有的出家弟子。那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令人興奮的景象。突然，我看見一道輕微的漣漪掠過成排的比丘。其中一位上座比丘，雙手合十俯身靠向隆波。隆波立刻起身，他的坐墊也被挪到一旁。

“沒過多久，一位身著城鎮僧人亮黃色僧衣的長老走上平台。我不禁把他和看上去總是那麼無瑕的隆波進行了一番於其不利的比較。那位長老的僧衣皺巴巴的，不斷地從他的肩膀上滑下來。我對他印象不佳，並且很好奇，對這樣一位在如此不方便的時刻前來造訪的客人，隆波會有何種反應。隆波馬上用謙卑和恭敬的舉止回答了我。長老在隆波的座位上跪下來，敷衍地向佛像頂禮，然後轉過身來面對僧團。隆波帶領他所有的出家弟子向長老頂禮，隨後依次是沙彌、戒尼和在家信眾。我似乎從來沒有欣賞過頂禮的美，直到那晚我看到隆波如何頂禮。但是，更加讓我印象深刻並從此一直留在我腦海中的是，隆波如此流暢地從全場關注和熱愛的中心，轉換到一個向長者致敬的普通僧人。我覺得我看到了一個老師完美的表現，雖然他是僧團首領，但是他對佛法和戒律恭敬而順從。”

在講到自己老師令人尊敬的品質時，西方人頻繁地提到隆波那不可思議的能力，可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場景和聽眾——他顯然毫不費力，就好像這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有趣的是，這項能力很少被他的泰國弟子們提及。泰國社會的等級特性、對社會和諧的強調以及團體需要優先於個人需要的文化，意味著大多數泰國人包括非禪修者，都相當擅長適應社會環境。因此，雖然一位偉大的靈性導師會將這項能力發揮和呈現得更為深刻，泰國人仍然沒有像西方人那樣對此懷有特殊的感受。在西方人這邊，這種難得一見的、對社會角色和個性的不執著，令他們深受鼓舞。隆波似乎可以隨時成為任何人，因為他從不把任何特質認同為一個永久的自我。

阿姜阿瑪羅談起，有一次他被派去到隆波的孤邸送口信，他很好地捕捉到了這種感覺；

“我看到隆波坐在樓下的藤椅裡。他閉著雙眼，周圍沒有別人。當我走過去跪在他面前時，他也沒有睜開眼睛。於是我心想，‘嗯，我該怎麼辦？’我等了幾分鐘，他的眼睛依然閉著。某個重要的阿姜正在等他，於是我用泰語說，‘不好意思，打擾一下。’之後，隆波睜開了眼睛，但好像他的內在根本沒有人存在。不是像他在睡覺時那樣，他眼睛睜開了，但他的臉上毫無表情，完全是空的。他看著我，我看著他，我說，‘隆波，阿姜楚讓我帶信兒過來，有客人到了法堂，可否請您過來接待他們。’

“這樣過了一會，他依然沒有表情，他的臉上只有那種完全敞開的空無的感覺。然後，突然不知從何而來，他的人格出現了。隆波說了幾句話，我沒太能抓住細節。就好像突然之間‘那個人’出現了—— 就像是觀看一個生命體開始顯形。在那個時刻有種非凡的品質，你看到人格、身體、一切與個人相關的特徵，就那樣被穿戴上了，就好像他是在披上一件袈裟或是扮演一個角色。”

善巧的方法

如果有什麼能區別隆波與同時代的大師們，那就是他有能力引領一個大型的欣欣向榮的外國僧團。的確，烏隆府的隆達摩訶布瓦通常也有五六個西方僧人和他在一起，包括深受尊崇的阿姜潘亞瓦多（Panyavaddho），他是所有在泰國的外國僧人中最資深的。但是只有隆波一人能夠照看一個外國僧團，它在 1970 年代中期就超過了二十人，而且至今仍然在壯大中。

在隆波身上以及在他所創建的寺院訓練制度中，可以找到他成功的原因。最初是隆波的個人魅力吸引人們加入僧團。經過一段時間後，在應對外國僧人的過程中，他顯示出一種不受語言和文化障礙制約的溝通能力。即使不能用對方的母語和他們講話，隆波的西方弟子們依然覺得，隆波能真正理解他們。阿姜凱瑪南多注意到：

“他很擅長觀察，通過觀察他們的臉、姿勢、走路的方式等等，他能夠相當準確地判斷一位剛走過來的新人。甚至在他們坐下來或開口講話之前，隆波可能就會和當時在場的人們說，諸如‘這個人充滿了疑惑！’然後接下來的對話，不可避免地會顯示出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隆波似乎清楚地意識到，他的西方弟子的需求非常不同於泰國弟子。當地僧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來自貧窮的稻米種植家庭。他們的性格更傾向於實用而非投機，他們的染汙通常指向更露骨的貪婪、憎恨和妄想。考慮到這一點，隆波發展出一套強調“違背意願”的訓練方法。然而，西方人的問題通常是更頭腦化的傾向。他們很容易就被卡在想法和觀念的曲折羅網中。泰國人很難理解西方人苦苦掙扎的困難，特別是一種他們稱之為“內疚”的莫名其妙的自我憎恨。西方人發現，自己很難在禪修中付出協調平衡的努力，而不掉進舊有的、過於目標導向的奮鬥模式裡。這會製造出更多的壓力和緊張，而非內在的安寧。

隆波對待西方僧人的做法也並非一貫正確，他善於從錯誤中學習。他很快看到，威嚴的、偶帶威嚇的口吻對泰國僧人很奏效，對他的外國弟子卻一點作用都沒有。他們是帶著對權威的不信任成長起來的，因此更易於把批評看成是針對他們個人的攻擊，但是他們對和善態度與不拘禮儀的反應要好得多。大多數年輕的泰國僧人，不會期待和他們的老師有私人關係——如果給予了這樣的機會，大部分人其實會感到不自在——但西方人需要被“看到”，感覺到被老師放在羽翼下呵護。和西方人在一起時，隆波明顯地不那麼嚴厲。他們遠道而來，住進森林，他讚賞他們為此做出的犧牲，並且優待他們。隆波很快看到，幽默感能多麼有效地消融西方弟子們的自我重要感。但是，儘管大多數泰國僧人相信，隆波在西方僧人身邊表現出的更輕鬆的方式，只是一種用來利益他們的“善巧的方法”，但許多西方僧人還是認為，它展現了“真正的隆波”。這是一個常見的主題：每個人都傾向於把自己眼中的隆波，看作是真正的隆波。

西方僧人在國際森林寺院附近的村莊裡托缽

隆波再三安撫西方僧人，他們面臨的困難是暫時的，而且，鑑於他們繼承了無量劫中所累積的染汙的力量，困難也是避免不了的。他說，這就像一支很小的軍隊去迎擊一支大軍。直到你能統率自己的資源並加強自己的力量之前，你應該為幾場謙卑的失敗做好準備。西方人為了讓自己安靜下來，似乎要比他們的泰國朋友困難許多。當隆波看到他們為此而情緒低落時，他解釋到，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的僧人，的確要比受過良好教育的同伴更容易放下對思考的執著，儘管如此，他們在開發智慧方面卻可能處在劣勢。他把西方心智比作有很多房間的大房子。打掃大房子要比打掃簡陋的木屋花費更長的時間。但是，他說，一旦清潔工作完成了，它可能是更好的居住場所。

耐心

對西方人來說，適應巴蓬寺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們不僅要面對禁慾生活所固有的一切基本挑戰，而且還需要去學習一門新的語言和適應一種新的文化。在身體層面上，生活有時會很殘酷。熱季的高溫加上耗能猛烈的濕度，形成了尤其致人虛弱的氣候。許多外國僧人開始胃口失調，特別是從前的飲食以精細食物為主的那些人。他們覺得糯米飯沉重而難以消化，但是因為每天只能吃一餐，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嚥下很大一團糯米飯。另外一個選項就是失去很多體重。的確，許多僧人變得非常消瘦，他們的肋骨突出得嚇人。大多數留下來的人都至少重病過一次：瘧疾、恙蟲病和阿米巴痢疾是經常的威脅。

隆波告訴他們要耐心地忍受。當阿姜布拉姆萬索因高燒而住院時，隆波來看望他，並以外人無法想像的、與嬌慣呵護相差甚遠的語句鼓勵他。他讓年輕的僧人去省思，他的病只有兩種結果：要麼他會好起來，要麼他不會。他應該心平氣和地接受這兩種可能性。

有一次，三友尊者告訴隆波，他覺得自從出家為僧，他的痛苦和艱難沒有減少，反倒增加了。隆波回答說：

　　　　　　我知道你們某些人，來自於物質生活舒適而且外在很自由的環境。相比之下，你們現在過著一種苦行的生活。然後在修行時，我經常讓你們禪坐或等待很多個小時。食物和氣候也和你們家鄉的不同。但是，每個人必須要經歷這些。這種痛苦，是會導向苦滅的痛苦。這就是你們學習的方式。當你們開始生氣並為自己感到可憐的時候，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來了解你們的心。佛陀把染汙稱作我們的老師……

在這種情況下，隆波通常這樣總結自己教導的主旨：耐心和正見。

　　　　　　你們必須要耐心。耐心和安忍是我們修行的基本要素。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僧人時，我沒有遇到你們這麼多的困難。我懂得泰語，吃的也是家鄉的食物。即便如此，有些日子我也很絕望。我想過還俗，甚至想過自殺。這些痛苦來自錯誤的見解。然而，當你們一旦見到了實相，你們就會從各種錯誤的見解中解放出來。一切都會變得平和安寧。

在另外一個場合，隆波提醒僧人們，“耐心是佛法修行的核心，是修行人的根本品德”。隨後他觀察到，由於幾乎沒有人會自動選擇修煉耐心，西方人反倒擁有一個優勢，他們想逃走的話要比泰國人困難得多。他說：“想到要走那麼遠的路才能回家，令人很洩氣，所以你們才能在這裡忍受這麼久。”但是對僧人們來講，只是咬緊牙關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看到練習耐心的目的。隆波並不提倡為了苦行而苦行。

　　　　　　這裡的事情和你們舊的習慣相反。你們用缽吃飯，咖哩和甜品都混在一起。誰會喜歡這麼做呢？如果你們還有任何殘留的染汙，它們就會繼續受挫。在你們的缽裡，各種食物都混在一起。你們對此有何感受？你們能看到心中有任何染汙生起嗎？看一看。這種吃飯方式既費神又煩人。但是它要的就是這樣。這種訓練是為了耗盡染汙。即使想要喚醒覺知的努力並非總能成功，你們至少可以對抗染汙。這就是為何訓練必須如此。

遺憾的是，西方僧人在智力層面的染汙，沒能減免那些更為粗鄙的煩惱。此外，他們也沒能倖免於隆波意在“toraman”（拷打染汙，音：托拉曼）的訓練方法。隆波在很多場合都給他們解釋過這樣做的理由：當染汙遭到頑強的對抗時，它們的本質——是製造苦的原因，而且是無我的——將昭然若揭。當一個人被迫與他所喜歡的分開並與他不喜歡的結合時，看看會發生什麼，這可以提供一個理解心智本質的簡單捷徑。由於這種對抗欲望的方法，很少有人，即便是非常勤勉的出家人，能夠僅僅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以一種平衡和建設性的方式堅持奉行，因此，它被植入了巴蓬寺訓練體系的核心。

對一些人來說，不斷地對抗自己的舊習慣是很難受的。一位英國試修生用濃重的北方口音，發出了著名的吶喊：“在這裡，我們說的這種逆流而上：不是潺潺的小溪，而是奔騰的激流！”

瓦拉潘友尊者是嚐到過這種教導方式的厲害的僧人之一。他對冰飲的渴求眾人皆知——因此給他帶來了很多取笑——這意味著，他很少能得到機會去享受一杯冰飲。

“我去隆波的孤邸時，他就好像根本沒有看到我。如果那裡有供養給僧人的冰或飲料，他會等到我離開後，才分發給大家……多年後，隆波提到這些小插曲時說，他明白我的感受，但是他知道為了我好，他必須讓我受點苦……‘你現在能夠看到那種對治方法的價值了，是吧？’我的確看到了。他經常對我和僧團開玩笑說，‘我害怕去美國，因為瓦拉潘友可能會要報復我對他的折磨。’”

瓦拉潘友尊者還記得一個場景，到訪的僧人也受到了類似的待遇。

“就在雨安居之前，一位新受戒的美國僧人來到這裡。他剛離開和平工作隊，計劃在回家之前做幾個月的出家人。他想要在巴蓬寺度過雨安居，但是被隆波拒絕了。和這位僧人本人沒有關係，而是因為隆波想要在接收新人之前，先讓他們過一段試用期，但是在雨安居期間沒法這麼做。有時，他也不太感興趣那些對出家生活只想淺嚐，而沒有嚴肅承諾的人。

“所以，那位僧人有些失望，待了幾天準備離開。在他離開前的一個晚上，隆波來到法堂作開示。念誦完成後，他和一位來訪信眾說了一個小時的話。然後他開始作開示。他不停地一直說，一直說。兩個小時之後，很明顯他是在戲弄我們。一位新來的僧人，傻傻地問了一個問題，隆波給了一個冗長的回答。然後他問，還有人有問題要問嗎？沒有人吭聲了。我心想，‘也許現在他會讓我們走了’，但是他說： ‘好吧，可能你們還不太確定，關於……’ 然後開始給予更詳細的解說。他似乎涵蓋了整個佛典的所有內容。與此同時，那個來自和平工作隊的僧人，坐在隆波正對面，他不停地扭動身體，改變坐姿，抱著雙膝（這是絕對不允許的姿勢），生氣地瞪著隆波。最終，在一點十五分，隆波看了一眼掛鐘，天真地說：‘現在幾點了？哦，我猜是散會的時候了。’

“也許我應該提到，我們從未舒適地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地板上。在巴蓬寺，地板是水泥地或大理石般的花崗岩。我們不能把腿伸開，或者把膝蓋豎起在面前，或者使用坐墊。如果你習慣坐在椅子上，試著這樣坐兩三個小時，你會明白那是什麼滋味；如果你習慣坐在地板上，試著不用坐墊，在堅硬的地板上坐四五個小時。

“第二天，和平工作隊僧人來找我抱怨，‘他不應該那麼做！簡直是浪費時間！那是自虐的極端！’（佛陀的中道意味著，避免沉湎感官和自我虐待這兩個極端。）那天下午隆波問我，新來的僧人是否喜歡他頭天晚上的開示。我告訴隆波他說了什麼。隆波笑起來，並說， ‘我看到了。我在觀察他。我知道他生氣了。現在他不會對不能留下來感到難過了。’”

對待他的“高維護成本”的西方弟子，隆波似乎有著無窮盡的耐心庫存。阿姜凱瑪達摩回憶說：

“我記得，當我在費力地解釋我遇到的一些困難時，他非常注意地傾聽，然後咧嘴一笑，指著他自己說，‘我，也是！’——就是那樣了。他不可思議地寬容。真的，隆波身邊有這麼多僧人，還有幾個特別不靈光的，比如我。他還不會說我的語言，他肯定是有太多要忍耐的。但是他似乎從沒介意過，除了有一次，有件事錯得太過分了，然後他就像是一隻快活開心的老青蛙，突然變成了一隻你能想像出的最可怕的食僧老虎。他不會搞錯。我喜歡那樣。”

工程項目

最終，西方僧人們對隆波的智慧和慈悲報以高度的信任，這允許他們把自己交給他來訓練。隆波把他們推出舒適圈，讓他們看到他們能夠做到比自己認為的要多得多，能夠忍受那些獨自一人時絕對不可能忍受的事情。工程項目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時不時地，就會出現某個需要一段時間強體力勞動的工程，通常是個建築項目。然後，每天的例行日程就會被改變。凌晨三點的早課念誦，黎明時分托缽一到兩個小時，八點用餐——這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在每日用餐後，僧人們會一連幾天，變成水泥匠和工人。從早上到天黑後，在超過三十度的氣溫和 90% 以上的濕度下長時間地工作。再加上每日只有一餐和四五個小時的睡眠，這把他們逼到了極限。

修建新的戒堂，是隆波監工的最後一個大型項目。戒堂通常是一家寺院最華美的建築。一般來說，一家新成立的寺院要等很多年，才能有足夠的資金來修建這樣一座建築。巴蓬寺也是如此。在最開始，誦波羅提木叉是在食堂後面一個毫無特色的小建築內進行。只有到了 1977 年，巴蓬寺才開始建造一個壯觀的戒堂，隆波的一位建築師弟子將它設計成了非傳統的現代風格。戒堂準備建在法堂西側，它的基座是一個三公尺來高的平台。卡車運來了堆平台的泥土，但是因為沒有機器，把泥土運到位並夯實的任務就落到了僧人們的肩上。

這個令人精疲力竭的工程是以手推車、竹籃和木杵完成的。僧人們會從早九點開始工作，並在晚九點或十點的煤油燈下結束工作。大多數泰國僧人來自農家背景，並非不適應在這種條件下進行如此艱苦的工作。但是對西方人來說，他們主要是來自於城市的中產背景，這種工作便成為對忍耐力的嚴峻考驗。比體力上的嚴酷考驗更糟糕的，是來自於他們內心的抗拒。一位僧人說到：

“你的選擇就是，要麼不情願地幹活，盼望著離開所有的工作和疲勞回到你的孤邸去禪修，要麼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給工作。你發現最好的辦法是對自己說：隆波是我的老師，他想讓我這麼做。他沒有讓我做什麼錯事，只是做我不想做的事而已。我為什麼要讓自己為現在無法得到的事情而難受？而且，我注意到，如果我真的由著自己躲到什麼地方去正式禪修，那麼比起眼下正在經歷的真實禪修，我自己想像中的禪修總是更加平靜。”

隆波的在場會讓大家的心放鬆下來。一位僧人說：

“僅是瞥見隆波走來走去，那麼堅實，那麼不可動搖，我就會充滿全然的信任，他完全知道他在做什麼。‘如果這個項目在他看來是可行的，’我想，‘對我而言，就足夠了。’”

當土丘基座的工程接近尾聲時，隆波離開了幾天。然後，一個近乎荒唐的挪土工期接踵而至。代理住持決定，那些剩下的土，儘管剛剛被辛苦地運送到一個謹慎考慮好的地方，最好還是被放在另外一個地點。僧人們被叫回來工作，把這些土第二次轉移——這項工作花了大家三天的苦力。隆波回來的時候，他聲稱自己更看好原來的地址。於是這些土又被搬運了一次，一推車接一推車，一竹籃接一竹籃，它們回到了當初的地點。有些西方僧人記得讀過西藏瑜伽士密勒日巴被師父試煉的故事，現在，他們覺得自己更加理解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無論怎樣，這種插曲的價值會體現在參與其中的僧人們身上。另一位僧人評論道：

“隆波總是創造出一些場景來，讓我們不得不面對自己根深蒂固的舊習慣，特別是面對那些‘因為不想要事情如其所是，於是給自己製造痛苦’的習性模式。他幫助我們看到，我們的貪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餵養我們的不知足，以及我們如何對自己說謊。”

阿姜布拉姆萬索總結道：

“這教給我去看痛苦的根源不是在外界，而是在‘我’裡面，在 ‘我的態度’裡面，在‘我的渴求’裡面，在‘我的執著’裡面，在 ‘我的妄想’裡面……如果你不能平和地工作，如果你不能整天搬土並對此心平氣和，你就永遠不能免於受苦。”

四、正中要害

面對事實

對西方弟子遇到的困難，隆波表現出很多的慈悲，但是，他也會在他們變得自我沉溺時取笑他們。有一次，他模仿弟子抹去想像中眼角的淚水並且悲傷地說：“他是我的父親，我是他的兒子……”，然後，他一邊吃吃地笑，一邊搖頭。這個表演給瓦拉潘友尊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他來說，這個例子表明，“隆波能夠看穿西方人特別容易出現的自我重要感，以及它如何毫無必要地美化和增加了痛苦”。

阿姜善塔斯陀（Santacitto）回憶起自己和一群僧人幫助隆波洗澡的情景：

“當我們許多隻手在他的四肢和軀幹上塗抹肥皂沫時，他對我說： ‘善塔斯陀，你有像這樣為你父親洗過澡嗎？’我已經學會——有時是通過痛苦的方式——不要依照表面的意思來理解這類問題，於是，我採取了一種似乎安全的方式，我提到了文化差異，並用它來解釋為什麼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然後隆波說：‘這就是為什麼修行對你來說如此困難。’他簡單的話語，重重地擊中了我。”

隆波常常把僧人們逼到和染汙面對面的位置上，而且除非放下染汙，他們別無選擇。日後，許多這類教導都成為最令人難忘的回憶。而如何面對寵辱就是此類指導的肥沃土壤。

阿姜維拉達摩（Viradhammo）在一家分寺度過了他的第一個雨安居。在那裡的時候，他背完了波羅提木叉。以念誦的速度背完全文需要大約四十五分鐘，把它全部記在心裡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阿姜維拉達摩在年底帶著滿滿的成就感回到巴蓬寺。做為一位年輕的僧人，他以為他要等待很久，才能被授予在整個巴蓬寺僧團面前單獨念誦戒條的榮譽。

“隆波輕鬆地問我，是否願意念誦波羅提木叉，他以為我會說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讓他驚喜，就說我願意試一下。儘管帶著表演緊張感，我還是以一種相當體面的方式念誦了戒條。隆波也大大誇獎了我。

“得到隆波這麼多的表揚，可不是一件小事，我的心裡對得到的榮譽和關注，充滿了快樂和自豪。兩週之後，隆波命令我再次念誦。這感覺有點奇怪，因為它不是一個要求，但是我想我能夠再次顯示自己的能力。帶著和往常一樣的緊張，我開始了序誦。沒過幾個小節，隆波拽了拽我的外衣 [8-4] ，並告訴他旁邊的僧人，這個念誦的傢伙渾身發臭。他說：‘他不洗僧衣嗎？’

“我的定力在最好的時候也是有限的，何況這樣讓人難受的干擾。我失去了自己的專注，出了幾個錯，然後我重拾專注，並重新開始。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隆波再三地干擾我的定力。每一次，我都變得更加困惑或氣憤，使得完成背誦變得極其困難。我不記得其他僧人是否在吃吃地笑，但是很明顯，隆波在給我一個非常直接和難堪的教導：‘你喜歡表揚和成功，但是當你受到責備和失敗時，你會痛苦。要超越讚揚和指責，從痛苦中獲得自由。’”

天然香水

隆波很快意識到，教導西方弟子時，幽默是可供他使用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幽默能讓他指出他們心智上的染汙，而不會讓他們感到壓抑或充滿自我憎恨。隆波鼓勵弟子們看到他們的挫敗、煩躁和憤怒中所具有的幽默的一面，他展示給他們如何自嘲，並因此而放下對自己毛病的認同。但是，隆波並非靠引發廉價笑聲的俏皮話來這麼做，他會指出他們渴求的荒誕，用古怪的類比來款待他們，或表演令人捧腹的趣聞軼事。僧人們可能並非總是對他的幽默表達放聲大笑，但是，在這種情緒下他們很難保持一張拉長的臉。瓦拉潘友尊者記得，隆波有一次教導一名叫作蓋瑞的美國僧人，這個教導已經成為了一個傳奇。

“蓋瑞在家鄉有一位女朋友，他覺得自己可能會在某天回家，並和她結婚——他走入了出家生活，但沒有一個長期的承諾。後來一封 ‘親愛的約翰’之信 [8-5] 寄到寺院：她嫁給了別人。我當時不在那裡，但別人說蓋瑞感到很難過。一天，有人向隆波提起了這件事。帶著他無情的慈悲，隆波建議蓋瑞給那個女人寫封信，請她寄一小瓶自己的糞便過來。這樣，無論蓋瑞何時思念她，他都可以打開小瓶聞一聞。”

在另一個場合，有人散布謠言說，恐怖分子在麵條中放入了能夠讓陰莖皺縮的化學品。隆波建議僧人們，如果他們注意到自己的陰莖開始縮小，就應該在上面給它扎個大結，這樣，它就不會完全消失了。

語言

和家鄉文化中的許多人一樣，隆波愛玩語言和詞句遊戲。他的佛法開示經常布滿雙關語和非正統的用法。因此，他帶著真正的開心，觀察西方弟子在努力學習泰語的聲調時所遭遇的各種意外。弟子們出醜是經常的，儘管泰語的語法非常簡單明瞭，但聲調卻是個雷區。例如， “lek”一詞，用升調發音意思是“小”，用降調發音是“鐵”。一天，隆波讓一位年輕的澳大利亞僧人，去把住在一間帶鐵門的孤邸裡的僧人找來。過了好久他才回來，也沒有找到人。當這個僧人告訴隆波，所有孤邸的門看上去都一樣大時，他很困惑地聽到周圍一陣大笑。

更尷尬的發音錯誤，則會躋身於寺院的傳說日誌。其中最不堪的一個錯誤，是一位僧人勸告隆波不要在十二月訪問西方。他認為自己給出的理由是，每年的那個時候都有很多降雪。但他真正說的是—— 而且是以最粗俗的方式——那時去不是個好主意，因為季節性的原因，到處都是狗的陰道。

隆波教導西方弟子時，會考慮他們不同的語言水平。除了那些有正式翻譯的佛法開示，他通常會用很簡單的詞語給出簡短的教導，以防止發生誤解。對忍耐“ot ton（音：歐東）”的勸勉和放下“ploi wang!（音：頗羅依萬）”很快變得人人皆知。他使用容易理解的比喻和類比。他可能會這樣說，“你就像一個想讓鴨子變成母雞的人”。他的話經常是出乎意料的，很顯然是即興而發的。聽到的人可能在離開時想，“他剛才說的，真的是我以為他說的那些話嗎？”有一次他用非常修辭化的方式問到，“心是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也不是。”

惱人的習俗

在佛法傳向西方的過程中，有一個反覆出現的辯論，佛法可以並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從文化背景或“服飾點綴”中剝離出來。而佛法已經在這樣的文化點綴下，傳播了好幾個世紀。一種與亞洲習俗分離的、為西方量體裁衣的佛教，一直是許多先驅者的目標。但是，對那些來到巴蓬寺的西方人來說，把自己交給寺院訓練意味著接受全部的泰國佛教習俗。有些僧人覺得，適應泰國的做事方式是令人厭煩的。那些因輕微過失，例如用枕頭當坐墊而受到呵責的僧人，常常這樣抱怨： “但那不在戒律裡，那只是泰國的習俗！”很少有泰國僧人會去區分寺院的哪些習俗可以追溯到佛陀的時代，而哪些是起源於近期和本土的。西方僧人對訓練的任何一個面向表現不敬，都可能會被看成是對整個體系的輕視。隆波教誡西方僧人們，要在他們不熟悉的事物面前謙卑、尊敬和善於觀察，放下對自己舊有方式的執著。

有些西方僧人對不得不參加的某些儀典心存芥蒂，似乎那些儀典的婆羅門教性質與他們期待在森林寺院找到的 “純”佛教性質不相上下。儘管隆波不會迎合當地人的迷信，他也不是一個原教旨主義者，但他還是願意在當地舉辦一兩個溫和的儀典，來吸引人們接觸佛法。

有些人來到巴蓬寺，只為尋找一位能夠教授內觀禪修的老師，阿姜善塔斯陀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到達的第一天，就受到了很大的震驚。

“用餐結束後，一小群村民在他們的頭頂拉開一塊白布。我周圍的僧人們都開始念誦，隆波開始往一碗水裡面滴熔化的蠟油。念誦結束後，村民們揭開白布，他把‘聖水’灑到他們的頭頂。我被這個對我來說似乎是過於迷信的儀式震驚了。但是我的眼睛遇上了隆波的目光。讓我驚訝的是，他的臉上帶著頑皮的笑容，好像一個年輕小伙子正在享受開心時刻。我完全被他繳械了。真正的重點是在儀式後，隆波作了佛法開示，我注意到村民們非常專注地坐在那裡聽講。”

踹醒

如果某位僧人覺得自己是被單獨挑出來接受某個特別的教導，他會對此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這曾經發生在阿姜雅納達摩在巴蓬寺度過的第一個雨安居期間。那時，一位更年長的僧人經常會在每天托缽回寺院的路上找他聊天。他們走在一起時，這位僧人會詳述不同僧人的過錯，並發出似乎無止境的抱怨。阿姜雅納達摩覺得這位僧人非常自大且過於挑剔，但是因為比對方僧齡低，他無法用禮貌的方式斷然拒絕他。每每走上幾回就會有那麼一次，他回到寺院時已經非常惱火與不爽了。一天，他一邊重溫那位挑剔僧人的錯，一邊走過隆波的孤邸，隆波帶著大大的微笑向外面看，操著英語開心地招呼他‘早上好！’ 他酸澀的心情頓時消融了。

當天晚上，阿姜雅納達摩去到隆波的孤邸為他做足部按摩。當晚課念誦的鐘聲響起，僧人們開始離開孤邸時，隆波讓他繼續按摩，並叫另一個人吹滅蠟燭。

“月亮剛剛爬上來，我聆聽著比丘們的念誦。當我給他按摩腳部時，隆波沉默地坐在黑暗中禪修——這真是鼓舞人心——然後突然，他抬起腳來踢向了我的心口，我向後仰倒在地板上。他指著我說，‘就是這兒，一個人說了一些你不喜歡的話，你就開始難過。另一個人只說了句‘早上好’，你就開心一整天。不要隨順你的情緒。不要執著別人說的話。’”

你可以回去

隆波一貫在有關神通的話題上保持沉默，也沒有幾個場合，人們清楚地看到他在顯示神通。但是的確發生過這樣一個場景，某位澳大利亞僧人收到一封家信，告訴他父親過世了，並問他是否可以回家一趟。這位僧人的高能量和壞脾氣，讓他在泰國僧人中間贏得了“抗爆尊者”的外號。他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他認為那些不同意自己的（經常是憤世嫉俗的）觀點的人，都錯在思惟上的一廂情願且不能面對生活的艱難實相。儘管他對隆波懷有極大的尊敬，他也能夠讓任何他覺得把老師捧得太高的人難堪。對他來說，相信隆波有神通是個人崇拜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這讓他覺得很反感。

這位僧人手裡拿著信，來到隆波的孤邸尋求指導。隆波正在和其他僧人講話，於是他坐下來等待。過了一會兒，隆波轉向他說，“你會怎麼做呢？如果你媽媽寫信給你，讓你回家看看，你能應對好嗎？” 這位僧人大吃一驚，他沒有向任何人提到此事。他意識到，隆波在問他是否有足夠的自信，能夠在寺院的安全環境以外保持他的戒律修行。 “我會努力”，他回答道。隆波說：“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回去。”

僧袋中的臭味

另一位有著過多批判性頭腦的僧人，是阿蘭亞波（Aranyabho）尊者。當他帶著眾人熟悉的喋喋不休的抱怨從一家分寺回來後，隆波對他說：

　　　　　　“阿蘭亞波，你的僧袋裡裝有狗屎，你知道嗎？你無論走到哪裡，只要你一坐下，就有一股難聞的氣味。於是你認為，‘呃，這個地方不好。’然後你拿起你的僧袋，走到另外的地方。你坐下來，又有一股難聞的氣味，於是你又再次起來，拿著你的僧袋。你從來沒有意識到臭味是來自你僧袋中的狗屎，所以你去哪裡都帶著它。”

這個訓誡改編自隆波最喜歡的一個教學故事：無論坐在哪裡，癩皮狗都責怪它坐的地方帶給它難忍的奇癢。阿蘭亞波尊者聽到這個直率的訓誡，他的臉看上去更像綿羊，而非犬類。瓦拉潘友尊者評價道：

“當隆波這樣和人講話的時候，從來都沒有造成任何不好的感受。因為我們知道，它來自一顆純淨有愛的心。就在那個當下，他用一個清晰簡單的方法，來對治我們的問題，很顯然他練習過這個方法。他的話，以及他整個人的狀態，就像在說，‘現在，放下。’”

五、了知世間的人

修行的成果

儘管絕大多數在巴蓬寺出家的西方人是男性，也有一小群西方女性來到這裡接受美琪訓練。她們的帶頭者，是一位後來取名為卡姆發的美國女人。1975 年下半年，她和丈夫保羅從寮國逃了出來，一起來到這裡。這對夫婦決定要待滿五年，他們彼此約定，如果任何時候兩個人都想離開，他們就會離開；然而，如果一方想離開而另一方想留下的話，那麼他們兩個就會堅持忍過困難。這裡對他們兩人來說都很有挑戰，但他們挺過了五年。

每年年底，隆波都會允許美琪卡姆發去國際森林寺院待幾天，在那裡她可以有機會和保羅（那時被稱為泰塔波 Thitabho 尊者）談話。但多數時候，他們的關係局限於私下交換紙條，他們把紙條秘密地藏在約好的地點，通常在美琪住處到廚房的林中小路上。寺院生活在許多方面對美琪卡姆發來說都要更艱難一些：做為戒尼，她能見到隆波的機會要少得多，而且在美琪院區，她的信心會很容易動搖。但是泰塔波尊者也沒有感到出家生活是容易的，有時候，他可能會寧願保持——他妻子所抱怨的——與隆波的距離。

到 1970 年代末期，隆波已經變得更像祖父了。但是他舊有的火力和進行激烈訓誡的能力，偶爾還會浮上水面。他也能夠不說一個字，就達到教訓人的效果。正如有一天，他抓到泰塔波尊者打破了一條重要的寺規。

巴蓬寺禁止僧人擁有自己的茶、咖啡、糖和諸如此類的供給。每個人都要對公共提供的飲料感到知足。然而，一群西方僧人——包括泰塔波尊者——說服自己可以在這方面享有特例。如果他們足夠謹慎，在森林中一起煮壺水喝杯茶，只是一個微小無害的享受。時不時地，他們會聚在泰塔波尊者的孤邸，裡面藏了一把古老的黑色水壺。

一天，泰塔波尊者從英格蘭的姐姐那裡收到一包裹好茶。為了享受第一杯新茶，他在自己孤邸後面的林中升起一小堆火，這裡冒出來的煙不會被路上的人看到。突然，一個不由自主的戰慄通過他的全身，他迅速轉過身來，發現面色如石的隆波正在一動不動地看著他。那個眾所周知的噩夢成真了。隆波走到非法供養品前面，舉起拐杖用力砸倒了幾罐茶葉，又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然後在沉默中走開了。

1979 年的下半年，隆波監工翻修了位於曼菏的寺院。當年他曾在這個地區，度過了自己出家生活的最初幾年。快到年底的時候，泰塔波尊者被指派為他的侍者。一天，一群泰國訪客開始讚揚西方僧人的出離和奉獻。隆波表示同意，是的，他的西方弟子都很有成就，他們許多人都能念誦波羅提木叉。“他們都非常聰明，”他戲劇性地停頓， “除了這個”，他指著泰塔波說：“他真的很蠢”。事後，隆波偷偷地問泰塔波，自己那樣對待他時，他是否生氣了。泰塔波說，“你怎麼可能對一座大山生氣？”隆波非常開心，大笑起來，他轉向身邊的一位沙彌，“把它寫下來。把它寫下來！”

漸漸地，五年過去了。在最後的幾個月裡，卡姆發在美琪處所的孤立感被一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傳教士所利用。最終的結局有些怪誕，她皈依了基督教（“也許，她是對的”，面無表情的隆波這樣說，讓帶來這個消息的阿姜蘇美多很吃驚）。在他們離開之後，前泰塔波皈依了他妻子的信仰。這對夫婦寄信給西方僧人們，表達自己對乏味的佛教精神感到悲哀，並歡呼他們確信彼此共享的基督同在感。他們的主要抱怨之一，是在寺院中待過五年後見不到什麼實在的修行成果。無論他們怎麼嘗試，生活似乎都基本保持原樣。這些評論也傳到了隆波那裡。後來有一天，這對夫妻與他們第一個孩子的合影寄到了郵局。照片被拿到隆波面前，他看了一會兒，然後說，“至少，他們現在看到了修行的成果。”

自然與滋養

隆波顯然認為，泰塔波尊者會受益於直率或羞辱的話語。他也看到其他人需要更多的關注和滋養，瓦拉潘友尊者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做為一位年輕的僧人，瓦拉潘友尊者苦苦掙扎於對糖果的嚴重渴求，他剛收到家中寄來的包裹，就狼吞虎嚥地吃完一整包糖果。這個有失檢點的行為，把他推入了一種瘋狂的內疚和自我憎恨中。於是，他去找隆波坦白：

“我脫口而出，‘我不清淨，我的心是染汙的，我不好。’隆波看上去很擔心，他問我，‘什麼事？’我告訴他發生的事情。很自然地，他被逗樂了，然後幾分鐘之內，我意識到他已經讓我笑了起來。我的心情輕鬆，世界也不再是末日了。事實上，我已經忘了我的負擔。這是他最有魔力的天賦之一。你覺得自己如此身背重負且壓抑無望，但是在他身邊待了幾分鐘之後，那些就都消失了，然後，你發現自己在大笑。有的時候，你只需要去到他的孤邸坐一下，在他和別人講話時待在他身邊。即使當他離開了，只要我來到他的孤邸附近做清潔或打掃樹葉，我也會得到一種安寧的‘接觸性陶醉’。”

不過，還是那個給隆波做侍者的機會，對他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

“通常，為了能夠服侍他的榮耀，會有很多競爭。但是我被允許在黎明前去他的孤邸做清早的雜務。這意味著在寒冷的清晨早早起床，但我感到歡欣鼓舞。在他身邊待得越久，我越覺得安全。他時不時會給我一些小開示，不斷檢查我修行得怎麼樣，詢問我的過去等等。我開始覺得，這是一個像大山一樣不可動搖的人。‘相信上帝，就是知道某處有某人是充滿智慧的。’對我來說，我似乎真的已經找到了那個某人。他對我來說，是你一直期望自己的父親、家庭醫生、牧師、老師、聖誕老人和超人應該是的樣子，而且都匯集在他一個人身上。他會不斷地從帽子裡變出兔子來——教誨、要做的事情、藥品、無論什麼——於是我開始覺得這個場合是開放的，就好像有著無限的可能性在等著我，和我長期以來所想像的那種枯燥的道路非常不同。

“就這樣，早上我會燒水，為他打來洗臉用的冷水和熱水。他下樓後，我會端水給他，然後拿著毛巾跪在那裡，同時，沙彌中的一位會拿走他的假牙去清潔。通常，他會在那之後圍著毛巾走來走去，讓我跟在後面，直到他終於把毛巾遞給我去掛起來。他的僧衣已經備好，隨時可以穿上去托缽，但是他會先在孤邸裡檢查一下，給野雞扔些公尺，坐下來講話，喝茶。

“偶爾，有兩位戒尼會在這時候過來討論一些事情。看當地的僧人和戒尼來見隆波，永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們和他講話時帶著最高的敬重，幾乎像是被他嚇壞了。和我們西方人在一起時，他通常都是一個和善的老頭，儘管在後面幾年的時間裡，我將看到他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他可以讓你愛他或恨他，對他感到尊重、害怕、懷疑或厭惡，他能夠很快地戲弄你的心智狀態。對我來說，在那個時候他是在灌輸信仰。那些清早的景象尤其有效：寺院幾乎是空的，大部分僧人已經在早些時候離開，走上另外一條托缽的路，我們在出發前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因此情形是很緊張的——儘管那是個很可笑的景象，那個偉人沒帶假牙坐在那裡，忽然間看上去，就像一位小個子的烏克蘭老奶奶。

“下午，打掃完他的孤邸，倒完他的痰盂並做完諸如此類的事情後，我會坐一會兒，聽他和當時無論在場的什麼人講話。有時也和他說話，或者他給我一杯茶。但是大多數時候就是待在那裡。等到客人離開後，他會洗澡，我們幾個人幫助他，舉著他的毛巾，拿走他的僧衣，給他幹的洗澡布，搓洗他的後背和腳，擦他的拖鞋。”

隨著瓦拉潘友尊者越來越穩定和自信，隆波開始用他做為教學故事中的一個人物。瓦拉潘友通常扮演一個傻瓜的角色，有時候是永遠不能把事情弄對的傻瓜，有時候是能夠看到光明的傻瓜。

“天氣越來越冷，有位要離開的僧人建議說，他的孤邸可能更舒服一點，因為它更小一點且不那麼漏風。於是我搬了過去。但是它靠近寺院的圍牆，白天的時候農夫們會趕著水牛經過那裡。這很干擾我，因為我依然堅持認為，禪修和噪音不能相容。所以幾天之後，我又搬了回去。當然有人注意到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中情局在刺探寺院的小道消息上有什麼作為）並及時報告了隆波。他就此事詢問了我，然後在隨後的幾年裡，我會很多次聽到這個故事，並且都是誇張並潤色過的。”

“他通常會這麼使用這件事來教學（經過某種剪裁來更符合他的目的）。他會告訴人們，要了解頭腦的伎倆，它會如何變得無聊和不滿，總是想要一些別的東西：‘比如瓦拉潘友——他來到巴蓬寺，坐在他的孤邸裡，但是他不開心。他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搬走，住到另一間孤邸裡，但是他在那裡也不開心。於是，他覺得他的第一間孤邸更好些，他就又搬了回去。’他總是用一種非常溫和但搞笑的方式講這個故事，每個人都會開心大笑，然後他會說出他的重點：是心做了所有這一切，了解你的心。”

三月和四月是熱季最殘酷的月份。西方僧人們拖著沉乏的身體走來走去，偶爾會陷入對涼爽暴風雨的白日遐想中。

“熱浪和隨之而來的疲憊與不適，真是一種折磨。一天下午，有人從鎮上帶來一些冰飲。我喝了好幾杯，覺得好舒暢。很快我開始想，我可以讓我的家人給巴蓬寺捐贈一台製冰機，它可以每天用發動機帶著運轉幾個小時，我們就隨時有冰用了。我覺得這看上去是一個完美可行的想法。最後，我開始意識到，佛陀住在森林中苦修，並沒有我們的現代便利條件，比如冰塊，所以即使我沒有這些，可能也可以忍受和存活。後來，我告訴了隆波我心裡發生的這一幕。這又變成了他的‘教學故事’之一，關於如何省思當下的情境以去除不必要的痛苦：瓦拉潘友住在森林裡，熱季到了。他太熱了，他非常不開心。他能想到的只有冰塊。但是他省思到，‘當佛陀住在森林裡時，他有冰塊嗎？不！他沒有。’這是智慧在生起。於是他開始變得開心，他的問題解決了。”

沒人知道

隆波對於世間普遍的運作方式，有著如此敏銳與透徹的洞察，然而他對那個世間的細節幾乎沒有興趣，並且只擁有非常少量的知識，這讓西方僧人倍感驚訝。儘管如此，他偶爾會對西方及其文化習俗表現出好奇心。一天，隆波問阿姜蘇美多什麼是嬉皮士。聽完描述後，他說，他們聽起來能成為很好的僧人。瓦拉潘友尊者回憶說：

“偶爾，隆波會詢問有關西方的生活和習俗，關於我過去的經歷，關於科學（天文學通常會讓泰國人感興趣）。說他對這些無興趣，是因為很顯然他不渴求得到任何東西。但是他又很感興趣，因為突然之間他身邊來了幾個人，來自那個他知之甚少的世界，而且他很關心我們這些人……

“他從來沒有表示出任何興趣的，就是政治，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一天，在尼克森重新當選一段時間之後，他說，‘尼克森躲過去了’—— 肯定是有訪客告訴了他，他就用那句話把消息轉告我。還有一次，當我們幾個人一起去見他，他說：‘CIA（美國中情局），沒人知道他們是誰。誰是 CIA ？沒人知道。’我記得和他僅有過的政治討論，就到這個程度。”

父母的謹慎

受戒儀式中有一個環節，申請人會被僧團問到，“Anuññātosi mātāpitūhi? （你有你父母的許可嗎？）”然後他回答，“Āma bhante. （是的，尊者。）”幸運的是，候選人無法確認父母的反對，因而沒有在這個關鍵時刻讓儀式失效。許多西方僧人要到加入僧團很久之後，才能得到父母的祝福。有些僧人要多年承受來自家庭的拒絕。另一些僧人定期收到乞求他們回家的信件——他們不能不打開信就扔掉，但是讀過最初的幾行之後就開始內心絞痛。在父母那方，有些人極度痛苦地認為，自己的兒子在炎熱難耐的熱帶雨林裡被洗腦，成為某個奇怪邪教中的一員；另外一些父母則因為自己的價值觀和宗教傳統被拒絕而感到傷心，哀痛於失去了自己對兒子所寄予的夢想。即使那些尊重和支持兒子選擇的父母——他們的數量超過了不支持的父母——在得知可能要過上好幾年才能再次見到兒子時，也要面對自己的傷心難過。

有些僧人沒能經受住情感勒索的壓力。某位僧人被一封謊稱母親心臟病發作的電報騙回了英格蘭。對另一些人來說，當他們的修行止步不前時，知道父母不贊成自己正在做的事，使他們更難說服自己去面對給父母帶來的痛苦。當僧人們被疑惑、挫敗或感官欲望所折磨而考慮返回世俗生活時，缺少父母的支持經常是一個重要因素——有時是決定性的因素。然而，幾乎每位留下來的僧人，他們的父母最終都會想通。到最後，他們會寄來一封和解信，宣布自己的來訪或提供一張回家探親的機票，以此表達對兒子的生活方式的接納。

隆波會做出超常的努力，歡迎西方弟子的父母來到巴蓬寺。他對他們表現出的溫暖和友善，會達到令人暈眩的程度，以致於很少有人能夠抵抗得了它。大部分家長被完全迷住了，會把他們的擔憂放在一邊。即便是最疑心的父母也會露出解凍的跡象。“我必須說，他肯定有些特殊的地方”，見過隆波後他們會承認或是這樣說，“好吧，他似乎確實像個很好的人。”同時，他們看到兒子身上發生的積極變化，他們禁不住為此感到驕傲。泰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給予僧人的極度崇敬，讓父母們感到印象深刻。即便在內心深處，他們希望自己的兒子會在將來某天脫下僧衣，至少在當時，他們感到安心了。

在 1980 年代初期，國際森林寺院開始嘗試建立美琪團體，但最終沒有成功。一位來自香港的年輕女性尼蘇達瑪，成為團體最初的成員之一。她的父母非常不高興，母親經常不斷地寫信來，乞求女兒回家。戒尼回信禮貌地拒絕，並請求給予她時間和理解。收到回信，母親立刻回復並以自殺相威脅。戒尼變得非常擔憂，雖然不是真的相信那個威脅，也不想回到香港，但她也不確定怎麼做才是對的。隆波建議她不要還俗，但是請她母親來這裡訪問。他說：“她覺得如此反感，因為她沒有親眼看到你正在做什麼，她在想像很多不好的事情。”他還作了個類比：

　　　　　　“實話告訴你，我也曾經像她那樣——不過，是對奶酪。啊！我討厭它的氣味！太難聞了。當我去到西方，每個人都散發著那個味道。但是我離它越來越近，然後有一天他們給了我一些奶酪。我想我不如就試一次吧…… 吃起來味道不錯。現在我認為它很美味。這些日子我吃得比西方人還多。我以前覺得它聞起來像雞屎，現在我很喜歡。所以，留下來，過不了多久你媽媽就會來的。”

她真的來了。在最初的懷疑和偏執消退後，就算沒有原諒，至少她開始理解女兒的決定，然後，她帶著平靜了許多的心情回到香港。

另一個顯示隆波外交才幹的場景，是隨著蘭迪（即後來的阿姜吉提沙羅 Kittisaro）的到訪而出現的。蘭迪是一位來自田納西州的摔跤冠軍和羅森獎學金學者。他在牛津大學上學的暑假期間，來到泰國旅游並調研泰國佛教。在這裡他見到隆波，並受到他的鼓舞而出家為僧。蘭迪的父母既震驚又深深地憂慮。他們飛到泰國，要將他從洗腦和自毀前程中拯救出來。然而，在見到隆波時，他們的擔憂消融了。他們對兒子身上發生的變化——那種新出現的自律、平靜和堅定，印象非常深刻。隆波提早舉辦了蘭迪的沙彌剃度儀式，這樣他的父母可以在回家之前，見證自己的兒子進入僧團。在儀式的當天早晨，他們去到鎮上採買食物供養國際森林寺院的僧團，以此慶祝這個吉祥的日子。

屋子裡的蛇

多年來，有許多西方信眾來到巴蓬寺並留下來。他們來到這裡，並沒有任何出家為僧為尼的意圖，只是希望能夠見到隆波並接受他的教導，並體驗一段寺院的集體生活。通常，隆波會把基本的教學任務授權給一位資深西方僧人，但是，他會時不時地給這些客人作佛法開示，或者回答他們的提問。

有時會有這樣的說法，出家人通常不屑於在家人的修行，大師們會對最深刻的教導有所保留，只傳給那些對出家生活做出承諾的人。但這不是隆波的做法。同時，對修行懷有真誠興趣的西方信眾，反過來也會賦予他能量。的確如此，當僧人們知道隆波要去給西方在家客人作佛法開示時，他們會變得很興奮，因為他們期待可以聽到非常深刻的佛法。

其中一次講法，後來以“與眼鏡蛇共處”的標題發表。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讓人們了解到這些教導的法味。在這次開示中，隆波把心的狀態——積極的和消極的——比作毒蛇。他說，與某種心的狀態認同，就好像允許自己被眼鏡蛇咬到。而那種認同所造成的與事物實相的分離，就好像死於眼鏡蛇的毒液。

　　　　　　一切心的狀態都像是眼鏡蛇。如果沒有東西擋住它們的路，它們就會沿路滑行而過。就算它們帶著毒液，那也只留在它們體內。只要我們不靠近眼鏡蛇，它們就對我們沒有危險。眼鏡蛇只做它們自然而然該做的事。
　　　　　　聰明的人放下對所有事情的執著，好的或不好的。他們放下喜歡的或不喜歡的。這就像我們把抓到的眼鏡蛇放走，它會帶著自己的毒液溜走。那就是我們如何放下心的狀態的方式——我們帶著對這些狀態的本質的覺知，放下好的和壞的。我們不碰它們，不抓住它們，因為我們不想要任何東西；我們不想要好的或壞的，輕的或重的，開心的或痛苦的。我們這樣得出結論，同時牢固地建立起清明的靜定。

隆波教導說，修行的道路是建立在發展正念和醒覺之上的。當這兩個因素成熟了，慧根會自然生起，那時，禪修者會日夜清醒。修行人會在任何時候都貼近佛陀。

“生起智慧”這個說法的意思是，通過看清所有現象是如何依因緣而生滅的，禪修者不再把它們看作是我或我的附屬物，並摒棄對它們的執著。

　　　　　　當現象生起，我們知道；當它們滅去，我們知道。快樂時，我們知道；不快樂時，我們知道。一旦我們知道，我們就不會佔有那個快樂或不快樂。當我們對這些感受不再佔有時，那麼，所剩下的就只是生起和滅去的過程。你允許現象跟隨它的自然進程，因為這裡沒有什麼是值得去執著的。

這個時期，隆波已經在閱讀禪宗的經典，並對其中關於涅槃和輪回關係的討論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佛陀說涅槃是止息。止息發生在哪裡？它就像火焰。它在哪裡竄出火苗，在哪裡燃燒，就在哪裡熄滅。你在一件東西發熱的地方，去冷卻它。這與涅槃和輪迴是一樣的。它們位於同一個地方。
　　　　　　佛陀教導我們撲滅內在風暴的輪迴之火。讓內在風暴止息就叫作撲滅火焰。外在的火是熾熱的，當它們被撲滅時，就會有清涼。內在的貪嗔痴也是火焰。想想看。當性慾在心中生起時，它是熱的，不是嗎？如果憤怒生起，它是熱的；如果愚痴生起，它是熱的。佛陀把這種熱叫作“火焰”。當火焰出現時，就會有熱；當它們熄滅了，就會有清涼……
　　　　　　涅槃是讓熱焰清涼下來的狀態。佛陀稱它為寂靜，生死之輪的止息。

然後，在演說的結尾，隆波從那至高的清涼安住之境返回，將一些溫暖的私人叮嚀給到前來聆聽開示的英國老婦人：

　　　　　　當你剛到時，你在哭。當我看到你的眼淚，我感到快樂。為什麼會那樣？因為我知道，你會開始學習真正的佛法。如果沒有眼淚流下來，你不會看到佛法，因為眼淚中有不好的東西。你必須讓它都流出來，你才會感到輕鬆。
　　　　　　所以，請隨身帶著佛法，並帶入修行中。為了超越痛苦而修行。平靜而自在，在死亡來臨之前死去。

偶爾，隆波也會很莽撞地對待外國客人。一天，一位西方婦女來到隆波的孤邸，當時他正在和一些僧人說話。隆波讓在場的一位西方僧人問她想要什麼。僧人翻譯說，“她請求允許她住下。她想從隆波這裡接受教導。”隆波沉下臉，“告訴她這裡沒有教導，我所做的都是在折磨人。”

在震驚了在場每個人的耳朵之後，隆波變溫和了，那個女人被帶到美琪的住所。隆波沒有對自己所說的話給出解釋，每個人都獨自推測，隆波為何認為這種歡迎方式會讓那個女人受益。對西方僧人來說，他們都搞不清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生活中像這樣不清不楚的情況，是他們在巴蓬寺生活的部分常態。

在另外一個場合，有位歐洲學者帶著一份調查問捲來到這裡。他通過翻譯問隆波：“你為什麼要修行？你如何修行？你修行的結果是什麼？”

隆波回答道：

　　　　　　你為什麼要吃飯？你如何吃飯？你吃飯的結果是什麼？

隆波微笑著，學者皺著眉頭要求進一步的解釋。

　　　　　　想想看。你為什麼吃飯？因為你餓了，如果你不吃飯的話，你會受苦。我們為什麼修行？因為我們也餓了。食物緩解身體飢餓的痛苦，佛法修行緩解心和靈魂的飢餓。如果心在受苦，那麼你必須用佛法來緩解。我們如何修行？就像我們把食物放進胃裡，我們必須把佛法放進心裡。我們修行的結果是什麼？嗯，就像吃飯一樣。吃飯的結果，就是你的胃裡裝滿了食物。修行的結果，就是你的心裡裝滿了佛法。

六、東方與西方的相遇

國際森林寺院

到了 1975 年，巴蓬寺已經有大約二十名西方僧人——占了駐寺僧團的四分之一。他們大量快速地湧入，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摩擦。盡管寺院的整體組織以及大家對隆波共有的信仰和信任讓情況還能保持運轉，但細小且瑣碎的摩擦在泰國人和“乏郎”之間變得越來越常見。首批西方僧人主要來自北美。這些年輕人習慣於一種非正式的、無管制的生活，自由地表達他們對事情的感受，獨立而主動。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著粗獷的個性。那個時代旅行到東南亞要比今天艱巨得多，通往泰國東北部森林的道路也不容易直接抵達。這些人不得不持守戒律以及許多他們不是總能理解其原因的條例和規則，這很容易激起他們天性中叛逆的一面。

泰國僧人幾乎全都在當地村莊長大，對西方人的異國特色感到眼花繚亂。他們敬佩這些西方人的出離，但又對他們的粗魯和情緒不穩定感到困惑、好笑、甚或排斥。有時候，看到西方人用那種過於熟絡的方式對待隆波，泰國僧人會感覺不舒服或者羨慕對方能很輕易地親近隆波。

這些矛盾並不特別嚴重；它們不過是平靜的森林水池上的一些漣漪。在寺院裡，從整體來說，對外國僧人容忍和友善的態度，通常遠遠大於任何負面想法。但即使是這樣，隆波意識到需要做出某些改變。他的解決方案是，減少巴蓬寺的西方僧人數量，為他們特別建立一所分寺。

巴蓬寺出現的問題，不是他這個決定的唯一理由。隆波看到，將來許多西方僧人想要回到西方，並在那裡建立寺院道場。在那之前，他希望弟子們能夠積累管理自己事務的經驗。尤其是，他想要在寺院住持的角色上訓練阿姜蘇美多。這會是一件好事，西方人能夠有個地方一起修行，用英文教學，食物也可以更清淡和適合他們的口味。僧人們可以在與他同住和在新的分寺生活間輪流交替。隆波開始積極地考慮這個主意。

剛開始，新僧團預期的帶領者阿姜蘇美多對此沒有熱情。他不想承擔這樣的責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開始覺得自己的抗拒是自私的，於是決定信任隆波的判斷。

1975 年的熱季，阿姜蘇美多碩大的鑄鐵缽上生了一塊鐵鏽，需要重新燒製。隆波許可他和其他四名外國僧人，前往距巴蓬寺西北大約九公里的邦外村火葬林。在那裡他們可以找到足夠的木頭，也可以把鑄缽的行程和短暫的禪修營結合起來。

多年以來，一群邦外村的村民在每個誦戒日都會走到巴蓬寺，參加一天一夜的佛法修行。他們對有僧人過來住在自己村子外感到很興奮。很快，一個代表團來見隆波並請求他給予許可，讓西方僧人在邦外村的火葬林中度過雨安居。他們會為僧人們建造居住的孤邸。這是一個合適的時機，而且邦外村也不太遠。於是，隆波首肯了。

在新寺院建成初期，隆波會經常來訪。他從不同的方面提供支持和協助。他運用影響力在林子四周修出一條土路，從而清楚地標出寺院的地界。當一位當地寺院的住持出於嫉妒，開始給權威機構發匿名信誹謗西方僧人時，隆波以極大的老練主持了一個會議，使問題得以解決。國際森林寺院的首位住持阿姜蘇美多，在努力把握這個他覺得頗為不易的角色時，對來自隆波的大力支持充滿了感恩。

“我總是可以隨時去見隆波，而他也經常到這裡來。而且，他知道我必須從試錯中學習。記得有段時間，我感覺如此絕望，所有那些重大的責任，我感覺完全無法勝任。他幫助我以另外的視角，看待這些被責任所累的感受。記得有一次，我在絕望中去找隆波，他馬上就覺察到了，他說：‘現在你知道作一個住持是怎麼回事了。你以為它只代表著有一個三角背墊可以靠著，還有貯藏室的鑰匙嗎？’然後他笑起來。”

瓦拉潘友尊者回憶他在國際森林寺院度過的第一個雨安居：

“在雨安居的第一個晚上，阿姜蘇美多告訴我們，雨安居的日程安排是什麼——重點會明確地放在正式的禪修練習上…… 而且鼓勵我們只是按照計劃修行，不要有多餘的想法。如果我們能做到這樣，正念就會變成習慣，然後我們會發現，我們可以帶著正念過我們的生活。這聽起來很有道理，而且也挺棒——誰還能要得比這更多嗎？但是它看上去仍然是個遙遠的目標。

“在這裡，我還比以前更多地感受到了基於共同使命的和諧—— 沒有短期出家的孩子，通常他們來到寺院，只是因為父母把他們送到這裡——還有，彼此更容易溝通，沒有經常會導致誤解和不良感受的文化差異。當然，這也不是說每件事都很完美。對於彼此如何生活在一起，我們還有很多要學的，而阿姜蘇美多做為一名老師，也還有很多試錯和經驗教訓在等著他。儘管如此，這裡整體的感覺非常好，還有很多以前在其他地方沒有出現過的因素。

“雨安居繼續進行，日程安排得更緊。不容易，但是很好…… 隆波會像他平日那樣講笑話，管這裡叫‘Wat Pah Woon Wai 巴烏外寺（困惑森林寺院）’或者‘Wat Pah Amerikawat 巴美利堅寺’。但是他顯然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來到這裡的在家信眾也這樣認為。然而，我懷疑當時有任何人能夠想像到，在不遠的將來，這個地方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在第一個雨安居時，這裡只有九或十間孤邸和兩間 kratop 茅屋（沒有地板的茅草棚，地上只有一張床）。阿姜蘇美多住在一間很小的帶茅草頂棚的竹製孤邸裡，我們有一個很小的有著茅草頂棚和泥土地面的法堂。”

阿姜蘇美多在早期的國際森林寺院

隆波沒有插手國際森林寺院的日常運作。僧人們自由地按照自己覺得合適的方式建設寺院。他們自己設計了法堂，它的布局和常見的不同——供僧人就坐的高平台是沿著法堂的一側，而不是橫貫前部。對那些到巴蓬寺來禮敬他的訪客，隆波會經常推薦他們也去訪問國際森林寺院。最初到訪的團體之一是曼谷的廣播一台佛法社團。每年，都有一串大巴車滿載著來自這個社團的朝聖者，從曼谷北上旅行去參訪不同的寺院，接受佛法教導以及做供養。現在，他們把國際森林寺院也列入了行程中，並慷慨地護持了很多年。

隆波有一些擔憂，任性的西方人是否會發現彼此和諧地住在一起會有困難。無論何時他對國際森林寺院僧團講話，他都會強調相互尊重和友善的重要性。他教導說，依照僧齡來決定僧人彼此的關係，能夠防止舊的世俗講話習慣重新浮現，強調大家不要在這上面放鬆要求。稱呼彼此時必須永遠使用敬語：年輕僧人的名字前面必須加上前綴 “Tan 曇”；年長的僧人前面要加“Ajahn 阿姜”。隆波堅稱，如果他們沒有在寺院中創造出一個彼此信任和尊重的氣氛，禪修練習是無法開花結果的。正語的傳統，在這個目標的達成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阿姜阿瑪羅是最先一批來到寺院的西方訪客之一，結果是，他成為了出家人。

“我在這裡發現一群和我相像的西方人，有著相似的背景，住在森林裡進行佛法修行。他們看上去都非常地開心。他們講解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修行依據，對我來說十分有道理……他們解釋說，通過一種有紀律的、簡單和無害的生活，一個人可以發現隱藏在自己內在的真正的自由。聽到他們的話，我當下的反應是，‘我之前怎麼能那麼愚蠢，一直都沒有看到這些？’”

三個層級

隆波給想出家為僧的外國人，設計了三個層級的訓練體系。先是以在家人的身份在巴蓬寺或國際森林寺院修習一段時間。之後，那些申請加入僧團的人，如果被接受了，會發給他們一套在家弟子或試修生的白衣，並在一個簡短的儀式中正式做出持守八戒的承諾。做為試修生，他們成為寺院的服務者，通過接近僧人並為之服務，他們可以吸收寺院訓練的基本內容。

白衣身份幾個月之後，他們的第二步是進入僧團做為預備僧（巴： sāmaṇera 沙彌）。在做為沙彌受訓的一年裡，他們會過著和比丘非常相似的生活，但是沒有佛教戒律的要求與壓力。一旦通過了這一年，申請人的導師覺得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就會經過 Upasampadā（具足戒）儀式接收他們進入比丘僧團。在最初五年的訓練中，沙彌會在與隆波住在一起或住在國際森林寺院或其他分寺之間來回交替。只要隆波的健康允許，這個過程的每個階段，每次在不同寺院間轉換，要麼是由他提議，要麼他會賜予祝福。在隆波因疾病而衰弱的最後幾年裡，他把這個權力下放給了國際森林寺院的住持。

西方僧人們感激隆波總是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並把他們的最佳利益放在他的心中。經常，他未經事先通知就會出現在國際森林寺院（必須說的是，在前手機時代，這種未經通知的到訪，是寺院生活的常態而非例外）。周蒂寇（Jotiko）尊者在一封家信中寫道：

“隆波總是見機行事，所以，他可能會下週順便過來到訪。我們聽說他對法堂項目很滿意，他還告訴在家眾說，外國人需要很多蛋糕。第二天，我們就會得到很多。他總是會像這樣玩弄我們的貪慾。他總是發弧線球，出乎我們的意料，讓我們隨時保持警覺，但那也是唯一能讓我們了解自己本性的方法。看到那些極端情形，如果智慧生起，那麼你就能知道哪裡是中道。”

在困境中成長

大多數西方僧人都願意親近隆波，但是也接受自己的訓練包括離開隆波，去國際森林寺院和其他分寺居住。分寺的生活通常是複雜的體驗。1970 年代中期，在偏遠的依善地區，西方僧人是新奇的事物。做為寺院中唯一的外國僧人，會享有一種特殊的近乎明星般的地位。有些人覺得這很搞笑，其他人會覺得分心。學習語言——在分寺受訓的一個主要原因——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因為他們實際上要駕馭兩種語言。日常對話通常是用依善方言（“像酸奶一樣粘稠”，一位僧人抱怨道），而在更正式的場合，需要使用中部地區泰語。

身處一個很少提前做出計劃，人人都隨時準備適應突發事件的文化中，若是不清楚眼前正在發生什麼，會給人帶來很多壓力。青少年沙彌帶著他們所有的青春期能量，也會非常具有挑戰性。在許多分寺的僧團中，都有幾位當地護持者的孩子，他們被家長送到住持身邊進行調教。由於需要讓這些年輕小伙兒們保持忙碌，這意味著工程項目是分寺生活的共同特徵。一位年輕的瑞典僧人納提寇（Natthiko）尊者，在一封信中提到這種情形：

“所有這些工作有時讓人精疲力盡。一天晚上坐禪時，經過白天漫長的勞動，我被睏意壓倒了，腦袋耷拉在胸前就睡著了，甚至敲鐘的時候我都沒有醒過來。那真是一個非常滑稽的場景：我慢慢地醒來，當時他們等著我一起開始念誦。這裡的僧人知道我對被人笑話有多麼敏感，但是一兩個沙彌還是沒能忍住，很快，大多數僧人都大笑起來，包括阿姜。事情糟糕到了如此好笑的程度。”

在小型分寺的生活也可能非常愜意。泰國人所強調的社會和諧的理念，是由非對抗性的文化傳統支撐的。遠離國際森林寺院，分寺的生活可能讓人感覺耳目一新。在國際森林寺院，不是所有的西方僧人都把磨合社交技巧列入他們的靈性修行目標。許多人在分寺交到好朋友，並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一直保持聯繫。另一些人對出家生活有了更豐富的了解，包括如何管理一家寺院，以及寺院與當地社區的關係。有位僧人顯然非常陶醉於分寺的生活，他寫到：

“我熱愛在泰國做比丘，部分原因是它的單純：每天早晨，光腳走過村莊，溫暖的氣候讓我感到安全與愜意，還有簡單的體力活兒。在這裡，我很容易就能舒適地與身體同在，並對寺院生活的單純感到心滿意足。這些知足和簡單的特質，看似僅是生活的基本水準，但我開始時常思索，這才是生活真正應有的樣子。”

但是，即使偶有頓悟，大多數西方人都同意，總體上來講分寺的生活是能令人謙卑的體驗。用納蒂寇尊者的話來說：

“我知道它對我好——它在所有正確的地方弄疼我。”

儘管有些西方僧人發現，自己的禪修在分寺會有進步，但並非總是如此。隆波知道這些，但這似乎並不讓他過分擔憂。他想提供的訓練的長期效果，並非總是用短期內禪修的進步來衡量的。對四聖諦的深入了解，是置於一切之上的總目標，而修行的道路則是針對出家生活的所有方面展開綜合而漸進的訓練。

你必須停下來，才能趕得上

正式進入出家行列是由 upasampadā 具足戒儀式生效的。這個儀式會由一位上座比丘主持，他擔當 upajjhāya 或戒師，即經授權他有資格接收新的僧人進入僧團，他也要對新人的福祉和訓練承擔責任。戒師和弟子間的關係堪比父子。隆波在 1975 年成為一名戒師，在接下來的六年中，有十四名非泰裔弟子，以隆波為戒師進入僧團。

在為西方僧人舉辦的受戒儀式的結尾，隆波通常會利用這個機會集結西方僧團，圍繞整個出家訓練為他們作佛法開示，從最核心的基礎，直到梵行的終極目標。在某個這樣的場合裡，按照他的慣例，隆波在一開始會強調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的重要性以及對西方僧人來說，按照佛陀戒律所規定的傳統彼此相待是多麼重要。他指示弟子們，作為一個沙門團體，他們應該有意識地放下膚色、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做為同梵行者，他們應以友善和尊重看待彼此。他們應該訓練自己，帶著正念對彼此說話：

　　　　　　如果團體中出現任何問題，用一種善巧的方式討論它：“我看到的是這樣。”“我感受到的是這樣。”然後聽取另一方有什麼要說的。

西方僧人應該學習如何帶著開放的心，傾聽他人的話語和自己的想法。當一個見解和觀點在心中生起時，他們只需明了那不過是一個見解、一個觀點，並提醒自己，事實上，他們尚不知道它是否準確地反映了事物的真相。

心是衡量修行效果的標準。如果他們的心經驗到痛苦，這意味著他們已經偏離了佛法，允許了貪慾的生起。在集體生活中，獻身於佛陀的法與律會消融所有的矛盾衝突，為多元化帶來團結一體的感覺。

那段時間泰國有個普遍的擔憂，隆波似乎亦有同感，佛教正在經歷一個急劇的衰落期。他為這個事實感到痛惜，如此多的人來到寺院，只是為了尋找佛牌或被灑聖水。他認為，“真正的佛法正在消失，正法已經很少能看得到。很少有人在修行。”這群西方人似乎是他呼吸到的一股新鮮空氣。他們想要在森林中做為出家人度過一生，他們為此所付出的犧牲給許多人帶來了新的啟迪。

　　　　　　在世界目前的狀態下，我覺得你們所有人，來自那麼多國家，前來加入這裡的訓練，這是一件非凡的事情。在家人看到你們從國外來到這裡出家為僧，你們能吃糯公尺飯，能講泰語，能講寮國語，能在這麼貧窮落後的地方忍耐生活，他們感到非常振奮人心。這是為什麼我去到倫敦時，我對那裡的人說，來巴蓬寺的人是來讀佛法博士學位的。我那麼說的意思是，你們來到這裡是為了成就真正的蛻變。對我來說，就好像你們全都已經死了，然後又重生了。這裡的每件事都和你們之前的生活不同。你們不得不適應氣候、食物、各種各樣的事情。為了成為比丘，你們努力克服所有這些障礙，包括學習泰語和受戒儀式的念誦。你們的努力鼓舞人心。

儘管如此，他也告誡他們，受戒儀式只是一個傳統形式。僅靠它並不能把自己變得更好。他們應該牢記，這些形式最終都是空的：

　　　　　　一旦你穿上了比丘或沙彌的僧衣，你依然是從前的那個人。試修生、沙彌、比丘：都是同一個人。所以不要有成為什麼的想法。老實說，在每個階段，我們能借助來修行的都還是那幾樣東西。這裡根本沒有泰國人或西方人；這裡只有地、水、火、風四大元素。沒有任何事物具有固定不變的存在形式。有的只是我們創造出的約定俗成的概念。

最重要的事情是對心的訓練。

　　　　　　不要跟隨你的想法和念頭。試著不斷看著你的心。通過我自己的省思，我已經看到，繞圈跑的事物速度是最快的。你無法跟得上它們。你必須只是鎮定地坐在這裡，看著它們繞圈。不要跟著它們一起繞圈。當它們過來引誘你時，不要從你的座位上站起。然後，當你的心穩住不動時，你會覺知很多不同的事情。如果你跟在念頭後面跑，你無法追得上它們。但是如果你停下來，你就可以。這很奇怪。這點適用於所有心的對象，它們就是那個樣子，都是依著因緣來的。

超越世間，需要理解“世間”真正的樣子，以及“生於世間”真正意味著什麼。

　　　　　　哪裡有因，哪裡就會有果——這是世間的方式。這裡有因果；有生，就有死；有快樂，就有痛苦；有愛，就有恨。所有這一切事物存在的總和，就叫作“世間”。

對任何這些現象的認同，就是“出生”的甚深涵義。出生，形成了各種緣的快速增長之因，然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死亡之因。他說，生和死是不可分割的。每一個死去的人都經歷過出生。要抉擇修行的中道，必須要把終點牢記在心。

　　　　　　佛陀的最高教誨是，放下一切——拿起它們，然後放下。把它們拿起來，看看它們到底是什麼，然後當你知道了，就再次把它們放下。最終，這必須是對待一切事物的方式：你必須把它們全都放下。當你在心裡真的知道了所有的一切，你就會理所當然地把它們全都放下。如果你不，還是“這是我的”，“那是我的”，那你就搞錯了。如果你真的理解了某件事，你會把它放下。佛陀的教導意味著完結，沒有任何殘餘的完結。無論那裡有什麼，都必須要被帶到一個完結，一個完全的結束。“khīnāsavo 漏盡者” [8-6] 這個詞意味著一個人已經抵達了“漏” [8-7] 的盡頭。了知好為好，然後放下好；了知惡為惡，然後放下惡。
　　　　　　最終，佛陀的教誨導向一個完結：了知因，你放下因；了知果，你放下果。然後，做完了這一切，你安住在哪裡呢？超越因果；超越生死。你安住在那裡，那裡一切都結束了，那裡一切都抵達了終點。那裡什麼都沒有，心處在沒有因果、沒有生死、沒有苦樂的寧靜中。在那個寧靜中，沒有因果，因為心已經超越了它們。那是我們修行的終極目標。佛陀教導的就是這個。剩下的就是我們要自己走到那個終點。佛陀已經提供了船和槳，留給我們使用。如果我們開始划槳，那麼船就會開始前行；如果我們不划，那麼船就會靜止不動……佛陀只是告訴我們事實真相，他不能替我們修行。那是我們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