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淨道論-漢譯前言·····葉均

漢譯前言

覺音（Buddhaghosa）所著的《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是綜述南傳上座部佛教思想的一部最詳細、最完整、最著名的作品，是研究南傳上座部教理的必讀之書。覺音引用了整個南傳三藏要點並參考斯里蘭卡當時流傳的許多古代三藏義疏和史書而寫成此論。所以《大史》（Mahavajsa）稱它「為三藏和義疏的精要」；德國的唯里曼.蓋格（Wilhelm Geiger）教授也說它「是一部佛教百科全書」，亞洲南方各國的佛教學者都要研究這部名著，其他的世界佛教學者也都很重視研究它。讀了此書，可以了解南傳佛教的主要教理；也可以看到一些當時當地的社會、經濟、歷史等問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列舉當時各國的上等布類中有中國的絲綢（Cinapatta－－支那絲綢），這在經論中是難得見到的資料。這部巴利三藏的代表作，在世界各國有多種文字的譯本。

覺音，公元五世紀中葉人，是南傳巴利語系佛教的一位傑出學者，他用巴利文寫了很多書，對上座部佛教有很大貢獻。因為在覺音時代，印度大部分的佛教學者都已採用梵文，巴利文佛教業已衰落，只有斯里蘭卡和菩提場的比丘依然忠於巴利文。由於覺音的努力，巴利文這一系的佛典古語學才又活躍起來。

根據《大史》記載，覺音出生於北印度菩提場附近的婆羅門族，通吠陀學，曉工巧明，精於辯論。在菩提場一座斯里蘭卡人建造的寺院出家，從離婆多（Revata）大長老學習巴利語三藏。受了比丘戒後，便寫了一部書叫《發智》（Banodaya）。為了進一步深入研究，他在摩訶男（Mahanama）王時代（409～431）來到斯里蘭卡的首都阿嚤羅陀補羅（Anuradhapura），住在大寺（Mahavihara），從僧伽波羅（Savghapala）長老學習三藏經典和義疏。在此期間，因為接受僧伽波羅的請求，覺音首先撰成著名的《清淨道論》。繼之，大寺僧眾即把所有僧伽羅文的三藏注疏都供給他做參考，要他寫更多的書。於是覺音便移居根他伽羅寺（Ganthakara vihara），埋頭苦幹，長期從事著作，幾乎對全部巴利三藏都做了注解。其中有律藏的注釋《普悅》（Samavtapasadi-ka善見律毗婆娑）、波羅提木叉的注釋《析疑》（Kavkhavitara-ni）、長部經注《善吉祥光》（Sumavgalavilasini）、中部經注《破除疑障》（Papabcasudani）、相應部經注《顯揚心義》（Saratthapakasini）、增支部經注《滿足希求》（Manorathapurani）、小部第一（小誦）第二（經集）注《勝義光明》（Paramat-thajotika）、《法聚論》注《殊勝義》（Atthasalini）、《分別論》注《迷惑冰消》（Sammohavinodani）、其餘五部論注《五論釋義》（Pabcappakaranatthakatha）、《本生注》（Jatakattha-vannana）、《法句譬喻》（Dhammapadatthakatha）。後來他又回印度朝禮聖菩提樹，不知所終。相傳在柬埔寨有一座古寺名覺音寺，是他去世的地方。

覺音寫《清淨道論》，是嚴格地按照當時大寺派的思想體系來著述的。其組織的次第和內容，有許多地方與優波底沙（Upa-tissa）所著的《解脫道論》相似。優波底沙約早於覺音二百餘年。本論除了序論和結論外，全書分為二十三品，依照戒、定、慧三大主題次第敘述，即前二品說戒，中間十一品說定，後十品說慧。

前二品，主要是說明怎樣持戒，戒的種類，持戒有什麼好處，怎樣自願地受持十三頭陀支等。就是說如何嚴格地遵循比丘僧團的生活方式。作者在評論持戒的出發點時說：「以愛為出發點，為求生命享受而持戒者為下，為求自己解脫而持戒者為中，為求一切眾生解脫而受持的波羅蜜戒為上」。可見作者也接受了當時發展中的某些大乘佛教的思想影響。

中間十一品，主要是敘述十遍、十不淨、十隨念、四梵住、四無色定、食厭想、四界差別等四十種定境的修習方法。這裏對於怎樣去修每一種定，都說得很清楚，有心者可以按照這些方法去實行。

後十品說慧學，是本書最重要部分，集南傳佛教論藏的主要內容和七部論以後發展出來的教理。其主要論題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二根、四諦、十二緣起等。這裡解釋物質方面的色蘊，有二十四種所造色；解釋精神方面的識蘊，有八十九心、心識過程中的十四種作用和五十二心所法；解釋緣起的各種條件有二十四緣等。這些都是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特色。

這部漢文譯本的完成，其經歷是曲折的。早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間，我在斯里蘭卡從巴利文學者般若難陀（Pandit P.Pa-bbananda）專研《清淨道論》時，即將每日所學的論文譯為漢文。其漢譯手稿，於一九五七年隨身帶回國內。後因中國佛學院部分同學需要參考，未經修改便謄印一百部，其中錯誤甚多。在一次火災中，所存全部手稿和油印本均被焚燬，化為灰燼。直至一九七八年始從別處找回一部幸存的油印本，方能重新據此而從事校對整理和修改工作，於一九八○年底告成。翻譯這部論著，斯國人民認為是交流中斯文化的部分工作，曾在該國『蘭卡之光報』上詳細地發表過消息。國內一些學者亦重視此事。不過由於個人才疏學淺，在譯文上錯誤之處實所難免，希望讀者指正。

譯 者